各民主党派除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外，多数成立于抗战前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中间阶级。就多数而言，它们期望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里，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对倾向于国民党的，对被压迫、被屠杀的共产党予以同情，基本没有掌握武装。本可以与执政的国民党相安无事。然而，蒋介石的“异党”理念根深蒂固，独裁成癖，根本不给民主党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迫其就范，却适得其反，把民主党派逼上了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道路。
事例：
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出现比较晚，中国致公党１９２５年在洪门致公党的基础上，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主体是海外华侨。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施行屠杀政策，逼出了一个“第三党”。
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是邓演达、谭平山。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谭平山是中共创建时期，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们都是被“通缉”的对象，邓演达流亡苏联，而谭平山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对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对起义的领导者给予了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
在邓演达、谭平山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期望在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另辟一条出路，即所谓第三条道路。１９２８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选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代理）。１９３０年５月，邓演达回国，与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等人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在政治主张，鲜明地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并将平民政权的前途定位为社会主义。因其政治主张既不同于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故他们自称为“第三党”。
第三党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们力图建立革命的军队（这不同于后来相继成立的民主党派），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邓演达利用他过去的特殊身份，积极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活动，策动武装起义。蒋介石对其又恨又怕，担心动摇了他赖以生存的黄埔嫡系的基础，下令缉拿，１９３１年８月，邓演达在上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为名，企图收买，并说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严词拒绝。蒋介石诱降失败，而且正面临下野的危机。这时，戴季陶向他进言：“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语与蒋介石一拍即合。同年１１月，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
邓演达牺牲了，第三党作为第三种力量继续地战斗着，随着时代的步伐，其名字也多次改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改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受震惊的民主党派结成民盟。
在抗战前夕，出现一些叫法不一的类似政党的团体。包括中国致公党、第三党在内的党派组织都不大。它们夹在国共两大政党中间，为了生存，更为了在抗日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和平相处。而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把它们惊醒，促使小党派结成“民盟”。
“皖南事变”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看清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其对待政见不同的党派采取如此卑劣、凶残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寒而栗。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蒋介石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派势力斗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政治，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缓冲的作用，而且面对国民党恃强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当时，梁漱溟、黄炎培在国共两党之间调停，未见成效，有些自卑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第三党的章伯钧、国家社会党罗隆基、中国青年党左舜生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人，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商讨加强中间派组织，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关于组织政治同盟的目的，黄炎培指出，大家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和主张。”
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在重庆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宣言和简单，产生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