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政约法》规定，在国计民生上，要改善劳工生活状况，施行劳动保险制度；提倡各种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这些规定根本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实际上，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对工农劳苦大众和城市民众实行残酷盘剥，民族资本受到挤压与掠夺，经济危机不断加重，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事例：
１，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蒋介石集团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国家经济资源，逐步发展成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形成于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在抗战时期迅速膨胀。１９４３年以后，他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中国四大银行，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被他们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控制，成立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控制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民族工商业受到排挤，以纺织业为例，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机器纺织工业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至１９４４年，纱厂不能形成生产的纱锭数达１／３以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收复区进行了掠夺性的“接收”。蒋介石统治集团，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收，据不完全的统计，接收敌伪工厂２４１１个，价值达２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日本侵占的的物质的价值约１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敌伪物资的价值约６２００亿法币。这样大宗的资产，形式上是由日伪手中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实际上被四大家族官僚集团控制的各部门所占有。如日伪一切金融机构和这些机构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的金银财宝，全部被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四行二局”接收了。仅中央银行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５５．３４９２万两，白银７６３．９３３２万两。
官僚资本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认为敌产，加以“接收”侵吞。有的企业即使发还给民族资本家，仍因其中有没收的敌产“官股”在企业中占相当的分量，民族资本实际为官僚资本所控制。由于官僚垄断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收复区”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３４１９家，倒闭了２５９７家，占原有的７５％。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而熬过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民党的“接收”，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变成失望。国民党渐渐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２， 通货膨胀，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伤民的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水平不断下降。据国民党公布的统计数字，１９４４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４３％；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１２％。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换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１９４５年９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随后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２００元兑换法币１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５元换法币１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３５：１和０．５：１。据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党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达２亿美元。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大量印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循环不已”。面对这种严重的财政经济局面，蒋介石统治集团一方面对人民生活用品实行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用增加捐税、大量发行公债等手段，大规模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一些贪官污吏和官僚资本家，利用新“收复区”与大后方在商品、货币的比价上存在的巨大差额，凭借政治特权和掌握的大量法币的优势，加紧抢购和囤积物资，操纵市场，榨取民财。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大量倒闭，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多。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大失所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连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一位国民党政府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要员也不得不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的“接收”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