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孙中山建国实施步骤的第三个时期，按照蒋介石最初提出的“训政纲领”的设定，“训政”时期大体搞几年后，便进入“宪政”时期。可是，为了不妨碍其独裁统治，他迟迟不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民主人士发起的真正的宪政运动予以压制与破坏。
事例：
国民党迁都武汉后，适应抗战动员各方面力量的需要，４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申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在抗战时期，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在实施之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向政府提交建议案；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的权利。按照国民党的定调，参政会议只是一个咨询性的民意机构，它的设立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抗战，推进民主政治的民主进程。
７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参政员应到２００名，他们是由各党各派和各团体按照国民党中央所分配名额，提出名单，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确定。由于各种原因，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１３６人。在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有利于抗战的提案和建议。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真正的采纳与实施，但这次会议，开创了民主商议大政方针的先河，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以后，历届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由于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方针的调整，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所垄断，日益成为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欺骗民众的工具。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广大中间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期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希望尽快实施宪政，他们认为，“若是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就是走上了发展整个政治和平的最积极的最正确的道路。”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员表达民意，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实行民主宪政。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被迫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他表白说，提早颁行宪法，是他“十年来所不断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自己“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使宪法早日实行”；同时，他还说，促成宪政和实施训政两者“是相需相成”的，甚至“将来虽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训政的工作”。从这一表白可以看出，他的“宪政”，与人们所期望的“宪政”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这也给人们以民主政治的希望。
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并决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则各党派的参政员集体退出国民参政会。为了避免孤立，国民党授意其参政员抢先一步，也提出了一个不足百字的宪政提案。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根据这一议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
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人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他们对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寄予很大期望，不少人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就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了。甚至认为，国民大会将完成划时代的民主改革，中国将进入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于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宪政的讨论，这一讨论最先在重庆开展，随后逐步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纷纷成立。他们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说，或出版小册子，推动各地积极开展宪政运动，一个颇有声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开展起来。
当时，中间党派主张的宪政，是以资本主义宪政为蓝本，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条件下，这已不合时宜。但就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促进抗战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这一运动从开始之日起，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号召全党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活动，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借以克服当前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
如此有影响的宪政运动，大大出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他力图遏止这一运动。提出，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什么文章，搞什么运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开发表文章说：“宪政不但不是党治之结束，相反，正是党治之开始”；中国只有一个国民党，“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他这样一说，就把他们的遮羞布拿掉了，使人们看清，蒋介石的“促成宪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１９４０年２月，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