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的一席话，一语中的。
国民党极力破坏宪政运动。４月，围绕中间党派提出的宪章修正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五次大会上，展开讨论，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形成尖锐对立，双方陈词激昂，争论不休。蒋介石使了一个手腕，指示双方建议一起送政府，终止了会议。９月，国民政府宣布，因为交
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另行决定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这一拖又是六七年。就这样，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运动被蒋介石所扼杀。
接之而来的，便是独裁者对民主力量的大迫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国民党特务，在新疆再次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１２月，马寅初因在讲演中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行为，被宪兵扣留。１９４１年初，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诬蔑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国民党还取消了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下子把中间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此后，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以及顽固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官员腐败成风；对人民巧取豪夺，民不聊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种种劣迹激起民众的无比愤怒。
１９４４年年初，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再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的阶段，９月，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争取民主宪政的各党派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近期目标，在“联合政府”的旗帜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频频许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企图抑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影响，将民主运动纳入国民党专制的法统内。１９４５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献词中声称，不待抗战结束，一俟军事形势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３月，又许诺国民大会将于１１月召开。他的这种许诺，并不是民主人士所期望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国民大会，正如周恩来当时所指出的：“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国民大会”，蒋介石也只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迟迟不召开。蒋介石的所谓促成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又一个骗人的鬼把戏。
接踵而来的又是对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倒在血泊里。
评析：
在实施“训政”之初，蒋介石就表示在“训政”结束后，实行宪政。然而，迟迟不结束“训政”，使人们企盼的“宪政”成为“水中月”。之所以不敢实行“宪政”，是因为担心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政治格局。当呼声强烈时，他作出促成“宪政”的许诺，而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掀起民主宪政运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时，则加以压制、破坏，用暴力对付民主人士。
就这样，民众在蒋介石一个又一个许愿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因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灭“希望”。然而，民主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民众在挫折中觉醒，认识到“民主”不能靠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恩赐”，他们将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到了１９４７年４月，蒋介石主持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时，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以爱国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与人民解放军的战场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