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随着全面内战的进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内战军费开支占到它的财政支出的８０％，财政赤字占支出的７０％。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动员上海等地大量赶印纸币，仍不管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樱孩钞票，钞票过量发行，导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１９４７年７月，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１００元可买的物品：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两头牛，１９３８年为１头牛，１９４１年为１头猪，１９４３年为１只鸡，１９４５年为１条鱼，１９４６年为１只鸡蛋，１９４７年为１／３盒火柴了。当时有人惊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许多被推向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城市民众，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摊贩游行请愿。１９４７年，全国参加罢工的人数达３２０万人，这些罢工涉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广州等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包括铁路、交通、机器、邮务、纺织、化学、海关等５０多个行业和部门。
３，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２斗。当时，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坚持抗战，征实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大肆贪污、勒索，正负税额折征稻谷猛增，造成农民对田赋征实的沉重负担。
到了抗战胜利后，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仅征粮、征借和征购、地方公粮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负担超过战前（１９３８年）的４至５倍，有些地方甚至超过２０倍。除苛捐杂税外，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吏和军队还以各种方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包括抓兵、拉夫等，强迫他们负担沉重的徭役。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农村所实行的政策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在
广大的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用人力物力支前，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最可靠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
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农村无所作为。蒋介石几乎不大抓农业，虽然搞了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尤其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不仅不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而且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压榨农民，各种赋税、兵役、劳役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堪重负。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反抗，抗征、抗捐、抗租的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民兵遍及国民党统治区。
评析：
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是“训政”必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也有这方面的信誓旦旦的承诺。然而，他所实施的是对民众进行掠夺的经济政策，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期望一次次失望，几乎破灭；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蒋介石、国民党置人民的生存权而不顾，搜刮民脂民膏，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人指出，国民党已失去民心、
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叛变革命本身就不得人心。他本来想用所谓的“训政”来安抚民心，然而，由于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出发，假“训政”之名，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实，玩弄权术，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剥夺民权，不顾民生，完全丧失了民心。一个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其覆灭只是迟早的事情。
民国初年，开竞选政治之先例，政党林立。不过，绝大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保存下来有影响的政党只有中国国民党；后来相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创具有现代政党意义的多党政治。而蒋介石的叛变使良性的多党政治进程断裂。此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有三个政党力量角逐，即：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推行一党独裁；共产党长期处于被迫害地位，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基本上代表中间势力的利益和主张。
蒋介石没有现代政党意识，把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统所谓“朋党”的套路，利用国民党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把权术与暴力相结合，使用各种手段，对被称为“异党”的党派进行限制、打压，甚至置于死地，以维护国民党一党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