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化制度状况考（一）——序言
一.序言
《易传》曾言：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处“文”之本义，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是“错画”，乃是“纹理”之意，天之纹理就是天象，或说是天道的自然规律。人文便是人文群体中之“纹理”，即人伦秩序。由天文到“以化成天下”，便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人道与天道合一。文化在古哲先贤看来，就是天道朝向人间的延续，人文化成之背后，似乎是天籁之音在回响。此种回响的灵光，外化为人从自然界走出来之历程，有起点而无终点，我们现在虽有高度之文明，也只是行走在途中而已。
我们将之限定在中国早期文化的形成阶段，限制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我们知晓它的源流。并且，我们知道，文化可具体分为不同的层面，如器用、观念、制度等。器用表现为物质的生产方式和产品，观念指那些经由人群当中的智者所体验到的某种价值取向，集中表现为不同的学术系统。制度则是在观念之基础上产生出的社会规范和典章制度。可以想想，文化的展开皆以人心或说智慧为中介，似乎在受到某种启示之时，才表征出三个文化层面的具体内容。三个层面也当无先后之问题，只是随着时间之推移，各各愈来愈精致。拿观念层面而言，观念初无系统，只是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出现了有系统之观念，中国、古印度、希腊文明同时在这一时期闪亮起来。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为何在不同地域同时出现有系统之观念？真是相当奇妙，就象你早上起来，发现升起的太阳，同时照亮每一棵树木、每一条街道一样。记得人民大学的黄克剑先生在一次讲座中，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转来对此做解释，但不知黄先生是否思考过绝对精神本身，在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绝对精神又从何而来，这或许不是个假问题。
说中国文化早期阶段，也有些笼统，依某些传说，中国历史不可谓不长，如三国时吴人徐整之《三五历记》，其中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绎史》卷一引）盘古之后又有三皇，三皇之后又有五帝，对三皇五帝，不同书中所说又有不同。对这些传说，我们大可不必相信，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提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古代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翻开《古史辨》，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的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先生在研究了有文字记载的古史系统中所出现的不同说法之后得出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又如，《史记》开篇讲五帝，乃是依《世本》、《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世本》是战国秦汉间辑录古帝王公谱系的书，而《大戴礼记》也是战国秦汉间的礼学汇编，都没有可靠的可以证实的依据。《尚书》里有关于尧、舜、夏、商、周的记录，但据说是经过了孔子的修定，而孔子欲为人间政治立一规范，难免有自己的理想加入其中。我们都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意思，据记载《尚书-周书》中本有《武成》篇，但现在不存，孟子曾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为什么呢，是因为孟子觉得《武成》不可信，原因是里面讲到武王伐纣之时“血流漂杵”，按照儒家的理想，文武之道是行仁政，行仁政，则天下归之，怎能有那样的血腥之事发生呢。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极有可能的是，在编定《尚书》时将此篇略去了。
在中国文化中，其早期发展状况究竟如何真是一个疑案，在历史上，人们已有过探索，可以称为对早期历史的重建，最有意义的是上个世纪初的古史辨运动，其对古史的怀疑，使人们更注意用科学的方法去建构古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用地下新材料印证纸上的材料，成为重建古史的基本原则。这等科学精神，在考究人文历史之时，虽不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