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一带。
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这一地区，也就是我出生的故乡，说得雅一点，少时游钓之地，盛产优质板栗。公元前七世纪，盘踞在我故乡的山戎民族发展到了顶峰，顶峰的标志，就是人口的繁多。人丁兴旺固然是好事，人多手多嘛，但粮食和肉供应就紧张了，特别是初春时节，青黄未接，旧的黄色的存储吃光了，而山野里还没有返青，饿着肚子绿着眼睛的山戎人，只好去打城里人的秋风。
离山戎人最近的大城市，就属燕国和齐国了。
齐国南靠泰山，西有黄河，东邻大海，三面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尽占地利，宜其霸也）。但齐国的北边无险可守，暴露给山戎。
不过，还有一个离山戎更近的国家代齐受过，那就是可怜的燕国了。
燕国的祖先是召公，此人在周武王时期当过国家副总理(正总理是大圣人周公)。召公也是个大贤人，“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在主持陕西建设工作期间，坐在一棵海棠树下接待群众告状，后来为了纪念他，老百姓不舍得砍这棵树，并且赋了《甘棠》一诗表彰他的政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召公后来封到北方，主持燕国政治，国都蓟城（就是现在的老北京，具体应该在西南郊区，这是北京第一次定为国都。）
然而这时的老北京并不风光，燕国地处偏北，经济落后，是春秋时期可怜的弱国，中原诸侯的事务很少轮到他搀和。
燕国国君一代代值班，如今到了燕庄公，不招谁不惹谁地过日子，然而东边的山戎，从迁安、卢龙、滦县的乡下，扶老携幼地来找他麻烦了。
这段路如今开车走京沈高速，只需一个半小时，如果换成两脚走，两天也够了（古人脚快）。
所以，这些夕发朝至的穷亲戚们随时都可以来打扰燕国人，燕国人就把自己锁在严丝合缝的城墙里躲着。城墙的建筑方法也是当时流行的版筑。简单地说，就是用两块木版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土中间还可以注水、鸡蛋清乃至童子尿之类的神物，起到粘合加固作用。土层之间交互错落，咬合牢固。等土结成块，再摘下木版木板，城墙就耸立起来了，夯土总量可在百万立方米，墙基厚度20米以上。不过，墙体不是垂直的，需要斜坡来支撑。城墙在当时主要是防洪。
这样的没有外包砖的城墙，如果用明朝的红夷大炮去轰，比较不堪一击，但是对付只有牙齿和爪子的山戎人，足可抵挡一气了，何况城外还挖沟引水形成濠沟。
唯一的弱点(什么东西都有弱点，大侠也有弱不禁风的死穴)是城墙必须有个城门，而城门不得不拿木头做，即便铆了青铜钉做保护，仍然是怕火烧的。
所以，如果山戎的攻城部队推着木头车，上边放干草，点着了扔在城门下，就很可能焚毁城门。当然城上守军可以乱箭齐发，不让放火的山戎人靠近。即便真得的城门着火，城上还可以往下浇凉水。山戎人也学乖了，他们炼一些动物油，蒙在干草上，你用水浇，我这油就烧得更厉害，飘着烧你。
山戎人是如何前仆后继、如蚁附膳地往城墙上爬，如何扛着参天古树的粗干去撞燕国城门，我们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是燕庄公铁青着脸地对城下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穷亲戚来了，迎接他们的有板砖。”
于是蓟城干部群众在燕庄公动员下，纷纷走上城头，积极组织防守，很多老太太把她们的石枕头也搬上来了。一切可以往下砸的东西，全部当做当作滚木擂石，向山戎砸下去了，以至后来山戎撤退，老百姓们出城就能捡到居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什物。
山戎人在周边的农村、坟场、炼陶制铜场大肆掠夺一通，丢下一批老弱同胞的尸体，拉着战利品凯旋东去了。
燕庄公一边出榜安民，一边向齐国求助。齐国以前也饱受过山戎之苦，现在齐国强大了，致富不忘支边。齐桓公遂于公元前663年，高举尊王攘夷大旗，亲领兵车三百乘，唱着满江红，沿渤海湾向北蜿蜒一千里路，进剿山戎来了。
山戎的大本营，在北京东南150公里，就是我们老家。想不到两千多年前，我老家还是风光过的，把老北京折磨得寝食不安，以至齐桓公大驾亲征，真是给面子啊。
我老家这片山区，只最中间有一小片平野，就是如今的县城，一条破破烂烂布满“陨石坑”的入县公路，通到这里。
说到这里的山戎，大家立刻想到骑马民族。其实不然，马匹在游牧部落相当于公交汽车，时刻不能缺省，是事实。但在山区，以打猎和采集山果为业的人民，却并不需要马匹。那时的山群，森林密布，并不象像今天这样光着小孩屁股。所以林多障多，不能驰马。山地人打猎，采取烧山设伏的形式，而不是骑着马追兔子。
对山地人来讲，也许驴子比马更经济实用一些。马这家伙个头很大，但身子骨最是娇嫩，一弄不好就拉稀闹马瘟。另外，养马也很奢侈，没足够财力养不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