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今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而坑屋里平民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工人，可怜的上班族。
城外顺着城根，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好于城里，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屋檐是两面坡顶，修筑在一层夯土台基之上，里边隔出不同功能的小室。这也并不奇怪，这就像现代的城郊住户往往住的比城里宽敞一样，城外的房价低啊。事实上，城外虽然住的宽敞，家底还是不如城里人殷实。城里人虽然住坑屋，但的往往屋门口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坐在新修建的商城里，总结夏桀失败的教训。夏王朝的灭亡，跟连年的亢旱有关。亢旱导致民生凋敝，经济滑坡，国家继而发生动乱，在野心份子（即商汤）的捣弄下分崩离析。商汤虽然被古人美化成“汤圣人”，他的新立，也没有使天气发生要下雨的意思。汤先生很焦急，因为上帝不给他面子，难道我也像夏桀那么昏聩，招引这样的天罚吗？
五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商汤时代我们开始屡次提到它。商朝的甲骨文里经常有“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人们祭祀的对象，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尚书》、《诗经》、《史记》这样的书中，上帝一词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他的模样事盖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汤时代的人们心中，自有一个中国化的上帝在。
加入我们替商汤设想一下，我们商朝人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阿Q那样——也是清朝的）。商代妇女的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人们在头顶上辫子根部还插簪子。甲骨文里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顶上的簪子，以示爱美之心，而“妻”字上面插簪子更多，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左右——如果我生活在那一时代，现在已经该升天了。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亲近愚蠢幼稚的人，他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成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为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三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三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