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臆想出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能是痴仁者流。虽然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后代文人美化成了一个圣王，商人仍然是个“先罚后赏”、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的部族。汤先生把“猪啊羊埃和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隐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的意图，而且也不排出后人杜撰虚设的可能。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葛国被汤先生灭了。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刺死。国破人亡、流血伏尸的呼号之声，经过历史的漫漫屏障，已微弱无闻。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诸城葛氏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氏，就叫“诸葛”。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姓氏来源。葛国的位置，就在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葛伯当初最缺的牛羊，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了。羊的存栏数是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还有三河、柳河两个养牛场供应出口。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四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天子，但一想到是用武力抢来了天下，感到很惭愧。仲虺看出了君主的心事，于是写了篇文章，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商汤读过之后，感到豁然开朗，登时底气十足。他伊尹、仲虺作相，任命把纯白色的衣服制定为最高等级，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又亲自写了诰词，向原有各夏诸侯重申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要求诸侯都要以夏桀为教训，奉公守法，勤奋治国，否则就要惩罚他们。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担给三千个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诸侯万国。相当于每3.3个诸侯被兼并为一个，体现着整个中国社会化的进程。商王朝把这些诸侯称为方国，比夏朝时期的“氏”（有莘氏、有缗氏）听起来更像一个社会组织。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是一个帝国，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方国们的舞台。
为了向东夷大本营靠拢，商朝的政治中心从过去的洛阳向东移动，但是国都的准确位置却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在王畿地区（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准，跟清华大学等大，即长1。7公里，宽1。2公里（而从前的诸侯城邑，才都一个普通中学大小，边长几百米，用土围子围着）。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清华，偃师商城就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或者说，三个紫禁城（故宫）的大小。如果这些地方你都没去过，那它就跟一个小县城（指的是它的核心繁华部分）面积相当。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城内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商汤所居住的内城。内城设在整个大城区的南部，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