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由于没社会的普遍参与因而缺乏公共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政治往往被狭义曲解为社会支配权或政府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决策意识和国家组织形式得到人们理性上的积极关注和认同。长期以来，由于权力对人的不宽容和压迫性剥夺而被中国人普遍将其误读为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这不仅造成有关‘政治’的话语叙事遭致太多的垢病从而背负着重重骂名，也因此而让中国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集体蒙羞，由此导致的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担当，除却一向稀缺的所谓“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等基于个人自觉的良心冒险，让人获致文学化抒情和体验悲剧意蕴之外，其道德高标也仅仅显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超凡勇气而受到庸众可仰望而不一定想践行的感性称赞，其功能上对社会制度演进和政治文明则不具多少有建设性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人们选择‘从政’的心理动机往往不是基于社会荣誉评价和公共责任承担，而是经济人理性对效率最大化的偏好通过做官发财的‘路径依赖’更具压倒性竞争优势之使然。由此观之，流转千年的所谓“替天行道、匡世济民”等道义图腾除了在权力争锋中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用以贿买民心和筹集人气时方被‘认真’对待之外，更多则是个人或集团盗用民意假公济私、从事掠夺和私分公共资源勾当的‘民本主义’谎言，政治上只认结果不讲程序正义、成王败寇的盗跖逻辑和机会主义作风大行不避且得到人民‘集体无意识’宽恕。如此‘非法乱作为’演生成的政治伦理，在培育了众多敢于斗胆犯上作乱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同时，其示范效应还将公权异化畸变为最具破坏力的社会犯罪，最终因其年深月久积淀为众多民冤指控和社会‘性恶论’声讨的首要被告。
正是因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性的道德和信念缺席，才导致权力集团挟国家意志可以对民众实施系统化的剥夺和洗劫，从而引发出不计其数的政治灾难，由此而衍生成的权力构制非但不能获致人民‘知情同意’进而养成能够真心捍卫民族国家信念和尊严的政治操守，反而因其对人民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而离间了官民互信和体认的可能性，成为屏蔽国家与人民荣辱与共的价值遵从和国家观念形成的体制性障碍。
据此，所谓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阶级认同，碎片化分裂散漫的中国社会，尽管有绵延数千年的老迈余威支撑起‘合群自信’的所谓大国虚骄，但仅仅依靠儒法道术反复熔炼出来的社会公共组织形式和管理典制，由于-制本性御民和防民统摄路径的局限，使得政治本身应有的公共品质因权力霸道无所不能的干预而淡了出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最终造成虽有大国空壳虚张声势，却无具有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辩争和博弈，使得中国作为老大民族在权争内耗方面尚可‘居功自傲’大有‘建树’，而在抵御外侮和族群博弈中则少有胜迹可寻。
究其根源乃是权力运作剔除了人民的知情意愿和参与权，从而也将保家卫国的义务与信念从民心中彻底放逐，受制于实用理性和当下利害盘算的价值遵循，不仅将家与国分裂为互不相干的公私事件，还因为依靠私欲集合建制的国家政权对人民的歧视和伤害而将民心逼向反面，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民谣咒语，其内涵的民怨激愤便足以反向求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实在是没有充要条件的娇情和虚妄。
依此反向追踪有关中国政治的文化诠释和执政理路，一切根源于权力-制需要而演绎出的公权意识和建政思想又何以能生成心系国家大义和民生福祉的执政理念呢？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和语境之中，举凡政治性的语义指涉往往被人们将其简约为单方面的权力或政府行为，这种公众集体退席的寡民政治虽然为-制者私下权力偷欢设置了遮羞蔽辱的‘防护墙’，使其假托公义的权力舞弊因无人监管而回回得呈，但在褫夺了民间参政议政的权利和热情的同时，却也内在地消解掉社会公共事务人人有责承担和关注的意愿。
此种单极霸道的不对称国家权力构成，在天下太平相安无事时则可，一旦濒临社会灾变或外敌侵犯，无结合力的国家体系便纷纷碎裂为各自互不相顾甚至于相残的离散化状态，造成朝野上下离心离德，从而滋生出众多乘火打劫、吃里扒发国难财的所谓“变节和背叛”行为，对于国家信念和民族大义，则由于没有可以确证的实体意义而被人们将其虚置化，这时候，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那样：“-制本身的劣根性原形毕露，其条规虽然强硬严峻，但实行起来却软弱松懈，过去人们虽然服从于当局，但其遵从的原因除了习惯之外便是恐惧，绝非出于自愿，人民一旦激活起来的话，即便最微小的激动也会将人性导向暴力……”，
基于以上所述，对-制政权‘责任’无限的鼓吹和纵容也势必将其哄抬成君临一切的全能怪物，在彰显和满足其高位输出的无度虚荣时，也助长了权力系统自以为是和乖张跋扈的品行，使其真以为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将秉权者导向舍我其谁的心理自恋和意志虚妄，殊不知民间整体性放权让利和事不关己的‘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