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虽然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操控，但由此衍生成的人多势弱的大国寡民政治也显示了其内在的不均衡缺陷，使得任何拥权者的执政理念和意图都确定不移地指向对弱势者的奴役和压迫，成为中国社会权灾兵祸层出不穷的病变之源。
考究其社会历史的成因：一方面由于民众的集体冷漠和事不关已的责任推诿，使得政治退缩为秉权小团体暗室角力操纵的‘私事’，即官家人的事，从而造就所谓“沉默而无为的多数”，使得权力因无人看守和司法问责常常被官僚政客们用以行凶作恶；另一方面在弱化了民众自主自决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也将原有社会中多元互动和相互挚肘的守衡均势简约化为官民两极对峙、相互隔阂的二元格局，依此路径而构制的政治文化理所当然被人们将‘政治工作’狭义曲解为如何对人民进行管制和统摄的问题，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防范、各自为政，社会权利和义务完全倒置（有权者无义务，有义务者无权）的非政治的政治，不仅难于达成政治上的互信和解与利益妥协，从而充分汲取民间智慧共商国事，反而导致国家权力因缺乏社会性参与而走向极端蒙昧的-制独。
这种建基于以满足私欲和牟利为旨归的公权组织和国家形态，无论其是以所谓‘多数人’也即最广大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摄，抑或个人家族-制，结果都会因其自私本性而将政治活动导向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奴役。另外，由于受制于无目标信念的机会主义驱动，为了掘权攫利而随意使用阴谋诡计也成为常态，更可诅咒的是，有时为了夺权或确保既得权势和利益甚至不惜人为制造社会灾难，如此不计后果的非法乱作为，最终将政治活动本身应有的体面和光荣扭曲败坏为寡廉鲜耻、阴暗凶险的黑道游戏。依此路径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生活，由于累积了太多的丑陋与低俗，不仅严重阻碍了行政改制和权力中人弃恶从善的道德努力，也造成中国社会对善与义的诉求总是“败绩”不断的恶劣困局，如此，则尽管有史籍文本中高调讴歌的清官廉吏为恶政辩诬正名，但其所谓敢于‘冒死犯上’为生民立命的壮烈义举，在突显其非人间性的楷模示范作用的同时，也仅仅作为草根想象借以抵制现实痛苦和无望感的心理救济，其实质上不仅反映了国民性自我弱化与不争气的奴性病结，也是对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恶人呈强的羞辱性讽刺。
由此观之，大国权力-制造成的寡民政治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将人民淘汰出局，但这种未经同意而被强制边缘化的政治“弃权”和公共事务冷漠，在权力玩家们仅仅是内讧火拼而无直接涉及民生利益时，人们一般也就仅止于玩味事不关己的笑话或浑段子，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加以文学想象作漫画式的揶谕和冷嘲，由此发育出基于泄愤和舒气意图的‘非暴力’不附和的对抗性草根骂政语文，即如流布民间的所谓‘窃国者侯，以及时下道里坊间腹诽口授的反意识形态颠覆性民谣，其语义指涉在表象上虽然可以解读为人民用口投否决票的黑色幽默，但其对权力来路不正的挖苦和诅咒，其实也透析出“政治”在国民意识中公共评价和道德指数的负向低度。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人们面对稍具‘文雅’样态的权力压迫和挤兑还有承受力时，如果统治者能够放眼未来从长计议，或有足够的胸怀容忍民众通过言论、结社或出版等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本身既有益于激浊扬清诊疗时弊，又可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体制性检疫，还因为公共表达能使“人们由于经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看法的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望最大限度地接近或发现真理”（海耶克语），从而为建设性的制度创新做好理论储蓄和智力备份。
然而，历史总是一路乖谬且反复轮回，完全仰赖于文争武斗、机关算尽的权力博击在消蚀掉政治刚性权威的同时，也合成出僭主越位、集体蔑视和践踏公共法度的反理性社会意识，使得中土文明虽然年高老迈历尽沧桑，但其累积的历史资源除了文本阅读时能让后人发发叹时悲世之感外，最多也就是给权力赌局中输尽家当的落魄者以酸葡萄式的精神自慰而已，对于“正在阔气”（鲁迅语）的得势者而言，陶醉于既得好处的意志谵妄非但不能使其迷途知返，反倒因朝政屡屡倾覆短命的史实验证了“权力无常”变数难料的教训，致使其更加坚信“无恒产”所以也不必有恒心的因果律，从而将权力导向只图当下快活、不惧后患的“路易十五式”的败家子玩法，最终形成中国社会尽管朝代更迭不断、变乱不止，但却代代凶相毕露伯仲不殊，-制衣钵祸民害己的示苑作用不仅没能让后继者悬崖勒马，反而让“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暴民理性催生出人人都想称王称霸的权力谵妄，最终因社会破裂从而激荡出无穷打家劫舍、噬血成性的政治冒险。
想来也确实如此，祖宗祭拜与唯上是从的依附型社会人格，也只能要么教化出政治上不思进取、只会仰赖祖宗恩泽苟且活命、昏庸无能的不肖子孙；要么娇惯纵容出暴戾张狂、无恶不作的纨绔衙内，这种以昏馈与暴虐相互钳制合力维持的政治威权，又何以能逃出“其兴也渤、其亡也忽”（黄炎培语）的天谴魔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