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次发射任务中，仅有2次失
败，失败率仅为9%。1990年代的火箭发射接连失利，无不指向两大症结：投入不足和人才
流失。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投入不足，新产品开
发面临严重困难，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
工人断层，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 …
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
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
线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在开放的
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
的领域，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并不具备“以
质以价取胜”的基础。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来
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
会盗窃美国技术”，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
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
的状况。
好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
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无异于为1980 年代
以来中国航天的“国际市场路线”签发了死亡通知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三、四代领
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
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化”和“市场化”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中国的航天战略开
始出现向毛泽东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财政
投入全部研发经费，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其间，航天员参与了由
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自力更生”的特点。
这种向“两弹一星”模式的回归，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国际
化”、“市场化”的航天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
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1980年代，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
实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大型项
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之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航天项
目大成本、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其中最
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三角快帆”计划，——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直接导
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
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由于经济发展
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生产条件和
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有了高水准、高密度的科研任务，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
的新的发射任务，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
中找到了荣誉感。于是，据说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
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
可以说，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
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
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近十年
来，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用大手
笔促大发展，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