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太空计划来看，在一些媒体中流行的新趋势是“全盘否定‘文革’中一
切正面事实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够把一切失败归咎于“文革”，并把一切荣耀归功于改革，这倒是一个比
较理想的结果。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不喜欢“文革”，但并不认为可以用感情来取代历史事实。特别不幸的是，我竟然
长期着迷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因此难以选择性地忘记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脉络，故尔知道
有些史实是不可能因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意志而改变的。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中国航天起步于“大跃时”时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小成于 “文
革”时期，因此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新产物。在“文革”中，尽管航天工业也受到了冲
击，但总体上说，中共最高决策层是保护并支持航天事业的，航天科学家们享受到良好的
待遇，社会声望极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钱学森视为半神半人），科研资金更是有保证的。
因此无论是“东方红”卫星，还是长征二号，还是卫星回收技术，都成就于广义“文革”
的中后期，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
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航天工业在“文革”中发展，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
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曾经提到 “搞
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无奈现实，并且指出“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
多”。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
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那个城市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
，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在我的童年，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
感到骄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那天，
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推两轮车，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
吻告诉我们说：别小看那几个“四眼”，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工厂没
有生产任务，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
我们骇然，但又极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看到一
篇报道，其中就提到“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
觉。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并因此
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
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的时代。
既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然“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是历史铁
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之类
的副业，走上了“自找自吃”的发展之路，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
的重要商业活动。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由于转型困难，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
订货不足等问题，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
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国家希望航天领域向商业化
方向转轨，因此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航天部门虽然通过价格战，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
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于利润微薄，无力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致使科研、
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提高。
据戚发轫先生回忆，在那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总是有很多轿车停在
研究院的门前——都是来挖人才的。虽然老一辈没有动摇，但年轻人中“最聪明”的研究
人员却选择了离去。我觉得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出走倒并不是仅仅由于待遇太低，更重要
的或许是科研任务减质减量，致使其聪明才智无法伸展，于是抱憾而去。人员的流失直接
重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并且在1990年代初期显现出恶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国航天试图借助40年积蓄之余威，在国际商业发射中大显
身手时，中国长征火箭却接连发射失利，使得中国航天多年以来辛苦树立的金牌航天形象
遭受严重伤害。根据公开的资料，从1991年到1996年，中国实施的14次发射任务中，有5次
遭遇失败，失败率高达36%；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1990年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