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涉足极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经济等等等等。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那种既辛苦又专业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论道不计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执著处，只在专一的扫天下而不扫庭院，只在专一的坐而论道，最热衷于担当道德评判角色。此风流播后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为名士作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竞赛颓废，其作为直比当时腐败的社会更腐败，实在令人齿冷。儒家迂阔处，还在于言论多大而无当。此风在原生态时期以孟子为甚，雄辩滔滔云山雾罩，似乎有着某种精神指向，却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评，可谓传神。凡此种种迂阔处，若仅仅是个人作派，自是无可无不可。然则，儒家将这种迂阔带进了庙堂官署，带进了学堂书房，不敬业，不成事，不务实学，不通民生，酿成官场流风，酿成治学恶习，且沾沾自喜不以为非，实在教人不敢恭维。
儒家偏执，基本点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纳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经典之外还有真理。山外有山么，人上有人么，扯淡，老子绝对天下第一！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仅见。孔子骂人很少，稍好，大约生平只骂过一件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骂陶殉，实骂人殉。此等事该骂，不能算作孔子缺点。然孔子此骂瞄准“无后”，却是定下了儒家骂人之定式——人身攻击，直捣生殖器。此种秉
性以孟子为最，骂论敌刻毒异常，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用语武断的指斥性评判更是多见，毕竟说话还算干净，不算在真骂之列。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职业骂客”，说得比较实在。自孟子开始，“衣冠禽兽”成了儒家恒久的骂人经典语汇。儒家动辄口诛笔伐毒骂入骨，实在是一种阴暗心理，恶劣秉性。
儒家论人论事，另有一个可怕习惯——诛心。诛心者，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地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原心”之罪也。诛心成为一种杀人方略，有学者考证出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成于董仲舒的种种论证。无论其演变如何，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道义原则”定罪名的路子，该是事实。所谓“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儒家诛心杀法的自我表白。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标尺，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教义标尺，“原心”标尺。由诛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讦政敌论敌的一个威力无穷的非常规重型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没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为某句话某件事而被认定为“名教罪人”。原因无他，只是“其心有异”。此风传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将有形之敌统统打倒，更将无形之敌也置于死地——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如此汹汹诛心勘问灵魂， 天下孰能不诚惶诚恐？
儒家记仇。在所有的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记仇的一家。但有歧见，殷殷在心，一有机会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手软。这种性格与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应，使人难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个提倡恕道的学派，事实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与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因主张不同产生过龃龉。期间，除了论战中的观念批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却是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一遇机会便以“史家”禀性将论敌种种时期的言词作为清算一通，而后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击。读儒家经典，每遇此等攻击之辞，不用说，便是儒家在发泄仇恨。然若仅仅如此，不能说明儒家记仇。
儒家记仇积成秉性，有基本事实为依据。
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被无情遗弃，所以对生身时代仇恨极深。凡儒家做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战国，以儒家观念做史家评判的。《汉书》最鲜明，大凡最能表现修史者观念的领域通论，诸如《刑法志》、《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郊祀志》等，无不先狠狠赞颂一通上古三代，紧接着便是一句必然出现的转折定性——“周室既衰”，如何如何坏，“陵夷至于战国”，更是如何如何坏地连番指斥整个时代，然后又一转折说到“汉兴”，再变为连篇累牍的颂词。如此三段论法成为定式，实在是有趣得紧。显然，在儒家眼里，所有的时代唯春秋战国最不是东西！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永远咬牙切齿，不由分说地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两汉之后的儒家干脆只管骂秦，连论证都懒得做了。说儒家患有秦过敏症，似乎不为过分。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必然要镇压复辟势力。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
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若干人。纵然冤枉，两千年之后竟仍然不能释怀而一概骂倒秦帝国，却也是绝无仅有。除了“心理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