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忽然以“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的方式来讨论思想学派的问题？鉴于篇幅，这里无法展开探讨汉武帝此举的种种背景与种种动机。这里要探讨的是，汉武帝
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主张——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初表述方式——其中究竟隐藏着何等秘密，从而导致儒家放弃复古立场而前后骤然大变？
我比较仔细地研读了《汉书》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三次问对。我的结论是：三次问对所表现的磨合轨迹显示出，儒家以放弃复辟上古社会的政治主张为条件，换取“绝百家之道”的独尊地位；汉武帝以“天下洽和”为目标，将阉割了复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了文化独霸地位，使之发挥“教化”社会之功能。
这三次问对的大体脉络是：
第一回合，相互试探。汉武帝下诏，说明自己对三王之道的崇敬，“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请贤良们抒发高论，并且保证“朕将亲览”。由此，董仲舒第一次上书对策，洋洋近两千言，主要陈述了三层意思：其一，上古王道的源流演变及伟大崇高；其二，攻讦法家任刑虐政，“欲尽灭先王之道”，而导致天下沦丧；其三，着力分析教化社会的重要，一力褒扬孔子之学的教化功能。请注意，董仲舒虽然大肆赞美了上古王道，却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坚持了几百年的复辟主张。也就是说，董仲舒实质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儒家是尊古的，但儒家未必一定要坚持回到上古社会去；只要国家能象上古三代那样教化民众，社会就不会动乱；教化之能，莫如儒家。
第二回合，相互磨合。汉武帝回答董仲舒对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都说秦代任刑而导致天下倾覆，如今我竭力按照王道行事，如何还是一片混乱？由此，董仲舒第二次对策，仍然是洋洋近两千言，意思却相对明确多了：其一，再次描述上古禅让制的美好与社会习俗的敦厚安宁，指出其根本原因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其二，严厉指斥秦帝国绝教化之道，任用法家而导致社会大乱人心大坏；其三，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其作为“教化之本源”；其四，提出了任用官吏的两个标准，“量才以授官，录德以定位”。这次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依然赞美上古，却还是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的复辟主张；董仲舒着意强调的重点是，教化人心极端重要；董仲舒提出了教化方略，但却不是孔子孟子的原生教义，而是两个新主张：以“太学明师”为本源，以才德官吏为核心，可大行教化之道。请注意，董仲舒这次上书没有儒家独尊之意，反而表示了在太学中与天下之士共存的意思，在任用官吏标准上，也将“才”摆在了“德”之前。显然，还是在试探。
第三回合，终见真章。汉武帝再答董仲舒对策，表示了“虚心以改”的求教诚意，也明确表示：先生还是说得不甚明白，希望听到更具体更明确的意见。由此，董仲舒第三次上书对策。这次，董仲舒洋洋洒洒近三千言，终于将最真实的狰狞之策和盘托出。首先，董仲舒万分感慨地检讨了自己的前两次上书没说清楚，“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而后，董仲舒汹涌直下，一鼓作气将自己的对策层层说来：其一，以天道为轴心详细剖析三代教化的异同，指出了教化民心的根本是“乐而不乱复而不厌”的大道，生发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化永恒
论；其二，再度攻讦法治社会，强调王道教化，提出了一条图谋极深的主张——天子纵然行法，亦当以王道教化驾驭之，此所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其三，最终提出儒家独尊主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很恶。西汉儒家很恶。
很清楚，董仲舒一班西汉儒家不但要绝百家之道，而且不能使其“并进”。也就是说，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社会也不能给其他学派留并进之路；只有在这样的儒家大一统霸权条件下，法家与法制才是可以作为手段使用的，此所谓“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敌，儒家可以不顾忌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忌法家。更重要的是，秦帝国之后，儒家也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治不可能无保留的复辟。唯其如此，西汉儒家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方略——我为统驭，你为工具。其余学派，不足道矣！
自此伊始，儒家以新霸权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便有了上述种种变化。
儒家学派的性格缺失：迂阔 偏执 诛心 记仇
儒家学派有若干以一贯之的精神，我称之为儒家的学派性格。
迂阔之气，大约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着些许可爱之处的东西。迂阔者，迂远而不切实际也。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形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见诸政治实践，入仕多居“清要”之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