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一种新文明所必须的时间条件，便使得这种新创建的统一大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缺陷。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力量，一是以刘邦为核心的布衣士人阶层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与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这便是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如何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的历史命运。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刘邦阵营的文臣武将几乎全部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吏员与布衣士人，譬如刘邦、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的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是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大文明框架的立场，与项羽的旧贵族阵营有着巨大的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文明是恨之入骨，是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复辟诸侯制。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始
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制度，至少不是简单地彻底地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文明体制。
刘邦到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王朝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与抉择。
这种权衡与抉择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等，西汉王朝都没商量地全部继承了帝国体制。事实上，这些制度也被全社会迅速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领域：一则，如何对待拥有强大传统与既得利益基础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待同样拥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而实行虚封制？对待文化自由竞争传统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与官方意识形态？这两个领域一硬一软，都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核心结构的命脉所在。西汉王朝在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试探摸索，可谓几经顿挫。对于分封制，西汉王朝几经诸侯王之乱，到汉武帝时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比秦帝国有所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容当另论。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审慎的摸索态度。所谓审慎摸索，其政策表现便是：对经过反秦战争大动荡之后所存留下来的各有残缺的文化学派，不做官方评价，也不着意扶持任一学派，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了儒家；为论证与民休息之合理性，便一度尊奉了黄老无为之学；整肃吏治民治，便起用了一大批法家之士等等。与其说西汉初期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审慎自觉的政策方针，毋宁说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摸索。同时，在西汉王朝的摸索过程中，大动荡之后几乎全都丧失了领袖大师的各个学派，也都在艰难地恢复元气，艰难地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与战国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大论战形式，没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学私学并立从而相得益彰的社会舞台。西汉初期中期，各个学派所能进行的竞争实际上只有两方面：一则，各自重新组合力量对流散的典籍恢复整理，以为本派传承之文本，首先获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图谋传播范围的扩大；二则，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看谁家能对现实政治发生最大影响，从而在国家支持下获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除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墨家销声匿迹，战国之“显学”都曾经暂时性的先后或同时占据过主流：一个是大体可以划入道家的黄老之学，一个是法家之学，一个是儒家之学。到汉武帝前期，一时曾经奇峰突起的法家，随着贾谊、晁错等一大批执“申、商、韩、苏、张”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势头已经大为衰减。从学派态势上说，这时基本上又是道家黄老之学占据主流，儒家正在积蓄力量渗透上层。
当此之时，汉武帝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