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及其原生态儒家的悲剧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地为其奔波数百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除了宗教形态的殉道者，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过去”（而不是“未来”或者“天堂”）为信仰的学派团体与领袖人物，遑论为已经死亡了的社会做殉道式的努力？
认真回想起来，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学派团体。一方面，是鲜明得毫无掩饰的纯正复古理论，是强硬得毫无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风，因而“知音”难觅，终被整个社会遗弃；另一方面，是强毅顽韧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恒的信仰原则，这种极其可贵的生命状态，感动着当时的社会，也感动着无尽的后人。两者合一，酿成了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孤绝悲剧，也埋下了后来霸权加身而终为社会接受的种子。
变身奥秘：儒家讳莫如深的历史玄机
一个顽韧纯正的复古学派，何以被雄风尚在的西汉王朝骤然独尊？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其中奥秘，儒家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谜团的核心在于：儒家被独尊之后，鲜明的政治立场忽然变得极其模糊，纯正的复古主张忽然变得极其空泛，顽韧的复辟情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古非今而攻讦现实的癖好忽然变成了唯官府马首是瞻的忠顺。一言以蔽之，自从成为唯一的官方学派，作为儒家立学成派之根基的政治复古特质迅速地淡化消失，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态时期的儒家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质的宗教教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修正教义，也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任何学派与学说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后来者必然要竭尽全力地向社会昌明原教义的不足以及适时发展的必要，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与信徒的理解，保证本学派不因学说的修正发展而缩小影响。唯其如此，我们质疑的不是儒家的变化与发展，而是儒家对待自身变化发展的一种极为反常的治学态度。这一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对于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场的巨大变化，儒家从来不做正面解释，既不解释其变化原因，对变身前后学说内容的显然失衡也不做任何说明，听任不得不修习儒家之学的知识阶层在各种混乱中歧义百出。
为什么？
似乎没有人问过，似乎也没有人回答过。
着意品味，儒家被独尊之后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尴尬的。分明是显然的变化，却硬是掩耳盗铃地佯做无事，其基本表现是：儒家再也不顽强地传播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井田之类的政治主张了，再也不游说天下做复辟努力了；那个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最鲜明立场的政治实践学派，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学问派。涉及政治主张，儒家的复辟立场已经演变为王道仁政之类的哲学式敷衍；涉及历史论述，儒家所有关于复古的强硬主张，都巧妙地演变为一种柔性的崇古颂词；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复古特质的仁政学说，已经演变为一种反对苛政的现实吏治主张；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师圣人，构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复辟的政治实践，已经被大大淡化为抽象的人格赞美。儒家在现实政治中原本有两大癖好：一是好是古非今，二是好攻讦法治。如今，也都在这种对远古社会的赞美性陈述中变成了完全避开当年现实政治的学术评价。虽然掩耳盗铃，然在官方的默许与保护之下历经千百年反复渲染，终于渐渐地弄假成真。魏晋南北朝之后，臣服于儒家的整个知识阶层，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儒家本来的政治复辟特质，儒家自己则“忘记”得更彻底，似乎儒家教义从来就是如此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几乎每个教派都有坚持原生态信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古老的儒教却没有。汉武帝之后两千年，儒教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坚持弘扬孔孟复辟立场的儒家原教旨主义。
与此同时，一个显然荒诞的事实是：儒家原始经典仍旧是天下圣经，谁也没有着意删改；所有后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复宣称自己是孔孟的忠实信徒，谁也没有宣布过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义；儒家祖师被供奉得越来越神圣，儒家的原生经典也越来越成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初始圣人与原生经典所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与实践特质，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骨头没有了，正肉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锅似是而非的儒家式肉汤。
儒家变了么？变了。
儒家变了么？没有。
要说清楚么？难亦哉！
我们有理由问一句：儒家失语如此，知识阶层健忘如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何秘密都会被漫漫岁月洗去尘封，儒家的变身奥秘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玄机。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大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大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