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韩非子。可以这样说，变革学派们没有一家没有一人对上古社会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当因时而变。他们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即或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儒家确实特异，对自己的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对已经消亡的社会完全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残喘的周天子还要坚定，还要鲜明。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不出孔子的这种完全复古理论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派有如此完全的纯正得不可思议的复古主张。这个唯一的完全复古派，诞生在中国民族中，而且后来不可思议地成了霸权加身的垄断学派，实在值得深加揣摸。
儒家原生态二：强硬的复辟实践 顽韧的履行精神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其生活轴心只有一个：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应该说，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的力度还是不甚了了的，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其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处于探索期的士子们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行丞相大权，欲图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堕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地主势力之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新兴地主阶层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天下汹汹，合力攻讦。结果，起用孔子的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帮倒忙，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困境。
强硬地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败了。但是，这仅仅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如此毫无君子风度的政治作为，虽然仅仅只有一次，天下也足以看得透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他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与反苛政主张，似乎在表示：今后若再执政，绝不会以“心逆而险，行僻而坚”之类的空泛罪名乱杀人了。孔子甚至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那国用我，难道我一定要重建东周吗？）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于陈蔡绝粮，
孔子自嘲说惶惶若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七十岁的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这种绝望的奔波，才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整理文献，编辑史书， 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没有了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么？是周王室与所有的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么？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从此始终不为天下复古权力所接纳，其间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已经成了完全复古的纯正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认定为最强硬的复辟派；保守诸侯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遭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保守诸侯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地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孔子。后来的实践说明，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政治意识的过于迟钝。
那么，导致这种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
这个悲剧，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保守派崛起而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之“善终”结局者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