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与文明迷失
——《大秦帝国》创作随想录之一孙 皓 晖
凡是中国人，不能不关注儒家。
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学派也好，说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要说清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儒家。在写作《大秦帝国》的十多年中，几乎日日都随着战国人物与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纠缠，浸润既久，对儒家也就有了许多思考。诸多问题与现象之中，以对儒家文化霸权与中国文明兴衰之间的关联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态一：完全的纯正的复古学派
春秋、战国、秦帝国，是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前的原生态时期。
儒家的学派基因，正是在这极为特殊的三大时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真实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的种种作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权对中国文明产生的令人欲哭无泪的深远影响。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5年），是一个蓬勃生长的新文明浪潮对摇摇欲坠的旧文明根基不懈冲击的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其时也，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各种学派已经林林总总，比肩而立，竞相叱咤风云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势，面对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谁也不能回避的种种社会变革，那时的所有学派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实践积极投身其中。同时，彷徨骚动的社会对清醒的理论有着紧迫的需求，对理念执著躬行实践的名士大家，更是奉为圭臬，此所谓“贵士”之社会风尚也。当此大势，各家各派的士人们义无反顾，轻生死，谋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担起在理论上探索社会出路的重大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入仕，力图在实践中实现本学派的政治主张，潮流相催，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便是操持实务技术与玄妙思辨的学派，也不能不将本学派的实践与社会的变
革联系起来，如工家之公输般，医家之扁鹊，水家之李冰、郑国，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子，甚至最是消极的老子庄子，也都一样地曾经有过游说诸侯，或预言邦国命运，或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可以说，那个时代里没有置国家兴亡与天下变革于不顾的学派，也没有狗苟蝇营一味逃遁的名士大家。那是一个参与意识最为急切的时代，也是知识阶层入世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
应当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代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种典型现象。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士人阶层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荡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从此奠定了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意识，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精神格局。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变革方向的主张。
大要说来，其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复周礼，回复井田，兴灭国，继绝世，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制社会去；其社会架构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完全回归严格的礼制社会；其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归礼制社会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其对社会阶层分工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的维护礼制社会的构成基础；其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以上古经典为归宿的王化教育。当然，在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后，孔子的种种理念被生发得庞大无比，任何一句话都成了说不完的学问，这是后话。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初始儒家的社会主张大体就是这五个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社会主张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其政治主张。
孔子终其一生，带领弟子们全力效命的，也是其政治主张。
孔子以政治主张而立学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张不见容于天下。
政治主张是孔子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质所在。政治实践是孔子的生命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历程。不从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入手，甚或有意识地忘记、淡化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政治生涯，而只抽象地“研究”孔子语录与儒家经典，则无法触摸到儒家的社会本质，也永远不能了解这个学派由“惶惶若丧家之犬”而霸权加身的历史奥秘。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原生态儒家的政治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公然遵奉一个行将消亡的时代为理想社会，强烈主张正在变革的动荡社会完全地返回到礼制时代去，恢复纯正的田园诗一般的上古王道。
这是儒家复古主张的独一无二之处——完全复古，而不是局部复古。
儒家对过去时代的全盘肯定与无以复加的赞颂，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构成了鲜明的区别。事实上，当时主张变革的大家中，不乏对上古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