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下室里的新生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阿唐考入了小有名气的工大。
十年文革浩劫，百废待兴，教育也同样如此，阿唐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五批进入高校读书的大学生，记得那一届入学的学生，一共10个系，还不到一千人。全校的学生加上走读夜校，也不过5千来人。比较起现在动辄学生数万的高校，真个是门可罗雀。
工大在文革期间，曾短暂南迁，校园内的校舍大多被校外单位个人占用，一时间也难以尽数清理，於是森森高等学府内，鱼龙混杂，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工大主楼的西大门外，高高地悬着一个幌子书曰：曙光产院，位置就是现在篆刻着校名的赭红色大理石处。这产院的牌子一直挂到了阿唐本科毕业，八年抗战都过去了一半。
教学楼只剩下了三座——主楼，电机楼和机械楼，图书馆是主楼对面的1920年代的工大旧楼。
食堂一共四个，唤作一灶，二灶，三灶和四灶，薄薄的餐券上印了灶号，随便换食堂是校规不能允许的。
宿舍楼一共只有一个，名字唤作一舍，男生女生都挤在一起。
虽然在校学生人数不多，几千人挤在一栋楼里也是蔚为壮观，一个房间里要塞进去8个人。尽管如此，在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时，还是安排不开，於是在工大的第一年里，阿唐就在一舍的地下室里憋屈了一年。
地下室里冬暖夏凉，住人倒也未见不妥。只是有一样让人无法忍受——潮湿。潮湿的原因除了不见阳光之外，在室内晾干洗涤的衣物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在室内晾衣物？因为外面有贼。大家的衣物在被偷盗几次之后，终於明白了象牙塔里不清静，江洋大盗，梁上君子，就在你我的周边，於是洗涤后的衣物就进了屋。为什么会有贼？因为东北人喜欢用“贼”这个字眼形容事情。咄，住口！嘻嘻，是因为校园里的各色人等过於庞杂。
其时，工大的传统是，新生和毕业班有自己的专用教室。很不幸，我们的专用教室在电机楼的地下室。
於是，白天在地下室里自习，晚上回地下室睡觉，整个儿一个暗无天日。
如此浑浑噩噩地过了三个月，我们班的班长，一位来自牡丹江的东北大汉，振臂一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新生就要住地下室？！於是大家一轰而上，喊着号子就去了当时的校长杨士勤家，十来个人一通血泪控诉，倒是换来了校长的一番怜悯，温言软语地把我们劝了回来。系领导闻讯而至，又是一通好言相劝。我们终於被安抚下来了。
其后的境况并未有多少实际的改变，因为学校里确实没有更多的房子给学生们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唯一的改变是，我们班从此就在系里挂上了号，系里的头头和老师都知道这个班的学生刺头。
二，戏说学长学弟学妹
按说，阿唐这一届学生入学时，第一批入学的77级已经毕业了。不过这些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由於种种原因的耽误，入学时间晚了半年，毕业也因而晚了半年。所以，就出现了五届学生同处一堂的景观。
77级的年龄层次差别很大，从66届高中毕业生到77届都有，简而言之，一个班学生的年龄散布在20岁到35岁之间。很多人都是上山下乡过来的，不少人在农村里已经结了婚，生了子。
我们这一届基本上都是应届毕业生，平均是十七，八岁，与77级相比，足足差出了一辈人！
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有时候相熟的77级的叔叔阿姨会给阿唐介绍，“认识一下，这位是我们班的高产户，他有5个孩子！”
那位多子的大叔憨憨地笑着，一脸的风霜写满了逝去岁月的点点滴滴。
十年社会风雨的洗礼，77级的学生都很成熟练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在人生最宝贵的十年里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故而对这迟来的机会倍感珍惜，读书很勤奋很刻苦。晚饭后，很少人回宿舍休息，大部分人回到教室晚自习，直到晚上九点十点。
风气使然，学弟学妹亦步亦趋，随后跟进。
如此一来，教室资源变得异常紧张。
如果不是在下午时分早早地占下坐位，到了晚上，你只有去阶梯教室一类光线昏暗的地方自求多福了。
77和78两级学生，基本上将整个社会积蓄了10年的精英网罗了进来。不夸张地说，当前中国的顶尖人物中，一多半均出于斯。后生小辈如果不信，阿唐只需告诉你一个基本数据：这一批人目前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正是做官做学问做到顶峰的时候。
79级的口碑不佳，一者是前两届学生的成就过於辉煌，反衬之下，尽在阴影之中；二者是本届学生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认真读书，功底薄弱。
80和81级情况相近，入学前认真读书的时间长一些，基础好一些，口碑尚可。
如此一来，79级如同三明治中间夹的那叶青菜一般，上下受气，最不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