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翼翼地捧在手里阅读，呵呵，因为那书通常都很老旧了，一不小心就会烂掉的。
那个时代的书很难找，尤其是好书。新书一到手，万事皆休，谁叫我也叫不动了，日以继夜，直到看完为止。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印象深刻的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一本高中课本“文学”里的一篇课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少年阿唐很是为那美丽的青楼女子的不幸遭遇感伤了许久。
杂书看得多，就很喜欢给小朋友们讲古，讲得最多的大概是“西游记”。讲古之外，来自小夥伴的一般性的问题也问不倒我。久而久之，博得了一个绰号——“科学家”。呵呵，还好今日的阿唐不是什么家，不然，可能会被人发掘出来，在报纸上胡诌什么，“我国著名XX家阿唐在少儿时代就对XX科学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同学们都热情地称呼他为‘小科学家’……”。
闲书读的还好，学校里的正经书却读得一塌糊涂。
上学以来，我的成绩 一直都还不错，这种情形到了小学快要结束的时候慢慢起了变化。要么是老师的水平问题，要么是阿唐真的很笨，总之成绩大幅度下滑。
那个时候没有考试排名，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上数学课的时候听不懂老师在讲些什么，往往是新课程开始了好几个月后，我才慢慢明白了几分前面所讲过的内容。
其实每一个小孩子都有自尊心，虽然大人们并不知道我的情形，自己却很有几分形秽。解决的办法不是多用几分心去学，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坏孩子的作法，不写作业，上课捣乱。
於是，上初中重新分班时，我被分到了一个“坏孩子”扎堆的班级。当然好坏的定义是相对，好孩子班和坏孩子班在初中毕业时参加中专入学考试的录取率为5：3。
不过，当时对自信心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自然而然，在心里开始反弹，上课出怪声，学老师讲方言，回答问题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认为好欺负的老师，越是容易被捣乱。老师的办法是喝令起立，逐出课堂，我们是置之不理，端坐不动，老师上前来一拎脖领子，连拉带拽地请出了教室。这样的情景，每天都要发生几起，课堂秩序一片混乱。
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件，也是大致发生在这一段时期，当时风行了一阵子教育革命的风潮。记得学期末数学课不用考试了，上山去测量梯田的面积。
当时只有一位老师对此做法表示异议，好孩子班的班主任Z老师。以当时的大形势，她的勇气不亚于反潮流的小将们。
初中的第一年里，我都是昏昏噩噩地过来的，今天也回忆不起自己干了写什么，书也没有好好地读，玩也没有玩出什么花样来。只记得心情很灰暗，做好孩子做不了，做坏孩子不甘心。
十、难忘的1976年
1976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
首先是周总理逝世。
那天早晨一听完广播的仆告，老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唉，周总理这么好的人怎么死的这样早？”
那会儿学校因为搬迁放假，我每天跑到老爸办公室看报纸，听到隔壁会议室里老爸正拿老妈的例子说故事，“就连我的家属都为总理的去世而难过……
那一瞬间，我学会了活学活用，把生活中的小事情信手拈来说事。
接下来是主席辞世。
确实如白卷英雄张铁生而言，每个人都感到如丧考仳，好像一个大家庭里突然失去了父亲一般。个人崇拜的浓厚程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随便举个例子，提到总理，一定知道是指周恩来，提到主席，一定是指毛泽东，不可能想到其他人身上去，即使后任者干得或许要比这两位好。一句话，历史已经定位了，正如当年的始皇帝赢政。
主席之死，如山崩地裂，形势一度很紧张，民兵们背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厂区的各个路口站岗，防备帝国主义的突然侵略，阶级敌人的乘机破坏。
我家已经于一年前，由内胎车间前的活动板平房搬到了厂区外面的一栋五层楼房，在去往郧阳县的公路旁边。
楼前的空地上搭起了灵堂，摆满了花圈。在这里举行的主席逝世追悼会是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追悼会同步进行的，我们低头站在行列里，听着广播里的中央大头们致着悼词。此前，我们已经参加了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举行一次，或许是中央的要求，全国上下一同搞上一次，如此可保江山永固，红旗万年不坠。
记得追悼会的主持人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王洪文的普通话很是中听，华国锋的山西话多少有几分滑稽。我们低着头听着，谁也不敢作出如平日开会时的各种小动作，个个都是站得板板正正的。
悲痛是从来都没有，我只是刚刚听到仆告的那一霎那有一点震惊也有一点忧心：今后中国怎么办？呵呵，今天想起来真是好笑，12岁的孩子居然被教育到忧心起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程度了。
不过，到底是孩子，第二天我就把那一点忧心扔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在追悼会上的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