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
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
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
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
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
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
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
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
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
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
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
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
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
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
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
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
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
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
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
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
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
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
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
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
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
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
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
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
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
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
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
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
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
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
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
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
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
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
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
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
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
出，则外亦自守，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