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
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
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
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
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
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
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
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
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
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
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
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
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
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
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
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
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
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
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
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
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
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
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
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
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
“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
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
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
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
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
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
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
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
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
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
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
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
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
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
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
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
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
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
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
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