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无法修饰的优越感，让我抛开了之前一切的烦恼，感觉飘飘然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我发现自己没有跳舞的基因，肢体僵硬，动作不协调，舞姿不优美。这个致命的事实也被老师发现了，于是，我成为了老师重点指导的对象，每次老师都会指名道姓对我说，注意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部位。在老师的耐心调教与细心指导之下，我的舞姿没有任何改善，老师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对我说：
“你回去吧。”
于是，我又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
还用母亲又动用了熟人的关系，我又回到了舞蹈队伍。我听见母亲对那位老师说：
“这孩子没跳过舞，你就让她跳一次吧。”
于是，老师就答应让我回去了。本来我是死活都不打算回去的，会觉得这样自己没面子，但在之前我大肆地宣扬过今年的六一儿童界节我会登台参加表演。所以为了这次登台表演的机会，我只好忍辱偷生，人家勾践都能卧薪尝胆，我为何不可？
我以为这次我可以上台表演了。对于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上台表演，我设想了无数的可能，不过我最喜欢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我缓缓地走上舞台的时候，台下出现一片雷鸣般的掌声，然后传出“我爱你”之类的呼唤声，最好还夹杂着几张喜极而泣的表情。这是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明星表演时，出现机率最高的场景，因此记忆深刻，我也幻想如此。
可是在将近登台表演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今年六一节的文艺汇演已经取消了。那几年正直经济发展的高速期，政府的资金都用来发展经济了，自然也就没有余钱来发展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事业了。因此，我们那支排练了很久，而且已经成熟的舞蹈没来及面世就被胎死腹中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无关紧要，可是对于我而言，这仅有的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不得不承认，我没有丝毫的艺术天赋，这与我们乔家的“艺术世家”身份格格不入。年轻时的祖母经常会登台唱戏，二叔曾是村里文艺队的，拉得一手好二胡，而我的父亲也曾上台表演过。记得录音机还是很流行的时候，我们家的录音机除了会唱出杨钰莹的关于哥哥妹妹的甜歌、刘德华张学友等人的粤语歌曲之外，还有《辕门斩子》之类的京剧，父亲通常跟着磁带的转动引吭高歌。只是我不知道自己的五音不全、肢体僵硬、毫无艺术细胞是否真的与相貌丑陋有关？
父亲的艺术感觉是有一定高度的。当我盯着低俗的古装、武侠、时代、偶像等类型电视剧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时，父亲就会向我投去低沉不满的语调，并且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便不由分说地打开VCD，放上陈佩斯或赵本山的小品精选集，于是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代表民间文化的一类艺术形式。对于父亲的无理的行为我倍感不快，但又不能做出什么实际效果的反抗形式，只能屈服在父亲的强权之下。父亲的笑是很内敛的，不似我这般嚣张放肆，因此我的笑声快就淹没了父亲的低声笑语，在电视机面前，我和父亲很少有共鸣，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
如今，只要看到电视上出现父亲曾经喜欢的节目，自己就不觉会停下来多看几眼，尽管并不是那么喜欢。但这种回味让我最大限度地感受到父亲曾经的存在，在幸福与痛苦中体验着思念的滋味。我曾多次问过自己，是否已经释然了？好像是，早已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照样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茁壮成长，笑容满面，至少没有出现什么忧郁症。但又感觉自己从来就没有放下过，似乎每一次作为，每一次选择，都会将父亲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这样的矛盾情感让我一度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幸福，活在所谓的“阴影”中永远也走不出来，须不知自己其实已经很幸福了，一直生活在幸福的生活中，只是不曾感觉罢了。这个道理我是在若干年之后才明白了，当目睹了太多的庸碌与无为，**与野心，世俗与肤浅，自己的世界竟然是如此地干净，近乎苍白，而这一些都与父亲息息相关。
我的童年是在中学的校园里度过的，不过记忆最深刻的始终还是在乔村的日子，有关的人，有关的事，还有那些梨树。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就已经顶了外祖父的班，在中学任职，所以我和姐姐在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随母亲住进了当地最高学府的教职工楼。学校的所在地是乔村所不能比拟的，官塘是全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繁荣程度让来自乔村的我一度感到格格不入和作为一个乡下人的存在。每次有人问我是官塘人还是乔村人时，我都会说自己是乔村的，那个时候我就暗暗发誓生要做乔村的人，死要做乔村的鬼。
学校的校门口面向着一条大街，在这条大街上耸立着为数众多的商店、餐馆，还有信用社、邮局、电影院以及政府大楼等等，因此总是人流攒动，川流不息。在官塘生活的十余年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电影院和一家小卖部。我至目前有限的几次观影经历正是从这家电影院开始的，当时正值《妈妈再爱我一次》风靡的时候，我记得那次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感动地一塌糊涂。至于那家小卖部，是长期供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