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住进位于延安路少年宫的红卫兵接待站时，来自大西北的四个青年人就已经被大上海鳞次栉比、形态各异的高楼大厦晃的眼花缭乱了。
登记过后，四个人匆匆去吃饭。
食堂里坐满了红卫兵，这些人大多都是从南方来的中学生，白白的脸蛋、尖尖的下巴，窄窄的身板、细细的胳膊腿儿。听他们说话，马碎牛就皱眉，多数人都是连珠炮地说着吐字不清的汉语。他们每人面前放着一个小茶碗，里边盛着半碗米饭，桌子上分别摆放着一个小碟子，里面是一个煎鸡蛋和几根咸菜。
望着饭桌，马碎牛惊得合不拢嘴：“酒盅大的碗，还只盛一口米饭，这那够吃？”到是那个黄白分明、油汪油汪的煎鸡蛋让他觉得十分诱人，但也让他想起了秃子，激情顿时受挫，顺口说了一句：“这饭秃子爱吃。”
炊事员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他操着轻佻变味的普通话，热情地说：“每人免费供应两碗米饭和一个煎鸡蛋，咸菜随便夹。如果不够，再要添饭和添加鸡蛋，就得另付钱。你们北方人饭量大，我看你得四碗米饭才够，其他三位每人也得两、三碗吧？”
马碎牛皱着眉头说：“少罗嗦，你那也叫碗？喝酒都麻烦！赶紧盛饭！我要十碗，每碗都得有一个鸡蛋——俊良，你要多少？”
马碎牛的嗓门太大了，所有吃饭的人都抬起了头惊异地看着他。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更多的人却是挤眉弄眼地笑。
“我得八碗。”赵俊良坦然地说，“每碗上边也要一个煎鸡蛋。”
“水平、净瓶，你俩呢？”
看着周围那么多的眼睛注视自己，水平和柳净瓶都有些难以启齿。她们犹豫着张不开口。
“说话吗！”马碎牛不耐烦地催着：“一人五碗得够？”
水平看了看柳净瓶，不好意思地说：“三碗就行了。”
马碎牛转身对炊事员说：“十八加六，二十四碗。要快，我们都饿瓜了。”
那炊事员一边略显吃惊地从一个大木桶里舀米饭，一边呆呆地看着马碎牛，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他们能吃完这些饭。他还故意一次次地去看墙上的一条标语，以引起马碎牛的注意。那上面写着：“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马碎牛随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鼻子哼了一声就不再理他。
四个人占了一个小桌子，二十四碗米饭和二十四个菜碟儿摆上了桌，把个小饭桌挤占的满满的，很是壮观。水平和柳净瓶还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周围总有些人时不时地偷瞧他们一眼。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和令人心知肚明的笑容明明白白是把饭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智商的标准、也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了。
当马碎牛风卷残云般吃完了属于自己的十碗米饭后，赵俊良的最后一碗米饭也快吃完了。
马碎牛满意地放下碗不经意地看了看水平和柳净瓶，发现她俩每人只吃了两碗，皱着眉头说：“女子娃就是吃饭慢！”忽然看到她俩总在留意周围人的眼光，就傲然扫了那些人一眼，说：“不要看他们。一群发不起来的豆芽菜——全是些坏豆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吃不动饭就不正常。一个个身板细的跟节节草一样，我一括脚就能扫倒一片！”
赵俊良只是微笑。他深信马碎牛浓郁的方言不会引起麻烦，周围这些南方人是不会把关中话“括脚”和他们熟知的官话“扫堂腿”联系起来的。
那些人果然没有听懂。于是他们吃完饭后平安地走出了食堂，又转而向北，顺利地踏上了南京路。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电影给每一个中学生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学与影视的渲染，使得多年接受正统教育的中学生认为这条街道是一条粪土黄金之路，是一条金碧辉煌、用纯金打造的神话故事里才有的道路。它与外滩共同构成了十里洋场，在当时的中国就是顶级繁华的代名词。以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名头和数不尽的优质轻工业产品，烙印一样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它当成了中国轻工业基地与金融经济的中心。内地人梦想见识它的繁华，其渴望和仰慕的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当年“钱塘”对于金主完颜亮的吸引。
人行道上涌满了人。古人自以为夸张的“摩肩接踵”这个形容词在这里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放眼看去，人头攒动的洪流中绝大多数仍然是红卫兵。这些人最忙的是眼睛，仰着脸东张西望地看洋楼、看街景。这些洋楼高过了他们所在城市标志性的建筑物，造型也洋气的几无中华痕迹；于是，啧啧之声不绝于耳，羡慕之情比比皆是。
马碎牛皱着眉头看着人行道上拥挤不堪的人群，问道：“这要是走到外滩还不得四五个小时？咋能走快点呢？”
赵俊良说：“要快容易，坐公共汽车。只是那样看起街景来就丝毫也没有味道了。”
马碎牛说：“资本主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