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造花园过程中，有很多具体事情我都亲自动手。 我把它叫做“快乐劳动”，平整土地、铺水管、挖鱼池、挖坎种树、开垦种菜、拾石头等等，我亲力亲为，干劲十足。我每天汗流浃背，但是乐也融融。亲自劳作给我的生活添上光彩，我对自己的每一项劳力成果都倾注情感，格外满足，格外珍惜，更重要的是同时给创作带来直接的好处。地基还未打好的时候，我在花园里专门种植了一棵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榆树，种时碗口般粗，现在已经小水桶般大，三层楼高，枝叶婆娑，堂而皇之地成为一棵“镇宅”之树。我对这棵榆树情有独钟，它经常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多年前，一位全国著名评论家给我第一部作品集写了序言，他评价我的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纪实性色彩，可以说是他人生经历的观照，是他人生向往的渗透，当然也是他人生经历和人生向往的某种提成和提炼。”事实的确如此，我一直坚守下来。过去如此，今天 如此，将来也一样。我的作品几乎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有人说，阅读我的作品，可以了解我这个珠三角“土著”人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中窥见珠三角这这段重要历史变迁的轨迹。这种说法是否有夸大的成份，我并不打算在此作自我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生活，我没法写作，有生活没感受，我不能写作，有感受没有强烈的冲动，我不会写作。
《打井记》就是根据我的打井经历写成的。实不相瞒，我的确请打井队在我的花园里打了好多个井。我多年来形成的不服输性格让我一直坚持打下去。为此，有不少人曾经猜疑我的打井动机，有人还多次笑话我如此固执哩。当然，支撑我毫不动摇地把井打下去的根本原因是与安全饮水的水资源问题。我曾经横下一心，那怕花它十万八万元也值得。2006年，我参加一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是环保题材作品。他的说话从此引起了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现在回过头来，那个时候曾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发出危言耸听的忠告，也有哲学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奔走呼吁。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一边倒，人们没有注意它，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把它当作耳边风。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上很少提及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们的力量在被所谓各种成就冲昏头脑的人们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我仍然不得不佩服那些有责任心、眼光独到的人。另一方面，学者专家队伍被滚滚浪潮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虽然他们的经济待遇大幅度提高，然而并没有提高他们应有的社会声誉与学术地位，高尚的人反而成为低微的人。有些学者专家或社会名流甚至自甘堕落，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成为无形的推手或鼓吹手，打着专家学者的招牌到处演讲，不断出书和发表文章。一时间，整个社会乱象横生，谈论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奢侈的话题。与此同时，市场衍生出什么抗污染的净水器呀、桶装水呀之类的新玩艺，增加那些精明的生意人的财源，市民则需要花时间、掏腰包抵制这种侵害，把这些负担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强加在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身上。我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啦？这是某一天早晨，我坐在书房里喝茶时，看到周围很多人拿着大桶小桶来到邻居家里取井水拿回家的情境而萌生的想法。这一刹那，我脑海里突然产生创作《打井记》的冲动。
在我几年前聘请打井队打井的时候，花园相邻的地方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隔了这块空地，有一间污染严惩的化工厂和一个上规模的臭鸡场，鸡场少说有上万只鸡。在雾气浓罩的季节，一阵恶臭席卷面则来。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别墅区物业管理处也曾几次发动住户签名投诉，然而毫无办法，污染状况不但没有丝毫改善，鸡场发展规模反而越来越扩大——正如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打井期间我的确曾发动打井队和邻居一齐捉拿从鸡场跑出来的鸡只——我联想到每年清明节和家人前往拜山祭祖的那个山头（图），自从建造了一个大型猪场以后，可谓其臭无比，一片青山绿水的环境一下子变成了相距几里都可以闻到飘散而来的臭味，污黑的河流沿着溪水、小河，连绵十几公里，经过无数村庄，到达我曾经工作过的小墟镇。一晃多年过去了，现在相邻的空地已经陆续建起了一幢幢漂亮的别墅，然而那间化工厂、鸡场还依然那里安然无恙，还在不断肆虐地制造着污染。这种状况真让人百感交杂，痛心疾首。
我觉得非常无奈，不禁愤愤然。试问，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为什么可以大张旗鼓地、肆无忌弹地置不计其数的人的身体健康和美好生活于不顾的呢？
现在，我们每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当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时，都会由衷地赞叹，兴奋不已。这种现象反过来也正好说明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在我们自认为发迅速的城乡俯首可拾，遍地皆是。事实上，我们的环境变化多大啊，在我们这一带的大好山河里，如今天再也难得看见一条清澈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