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变成了主导，一定要**，否则，风险责任不承担，利益油水靠边站。
妈妈信奉的原则是做大事就不要怕。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返城，爸爸也回到了长沙，二年妈妈就把英子也带来了，当时已经退休的姨奶奶说，来长沙干嘛？来长沙吃骨头吗？当时的城市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爸爸回城后只是在市木材公司的一个小分队当库管，薪水很少。而当时的黄盖湖国营农场，有公房、有工作、有节假福利，子弟每日2斤粮食；农场里有小学有中学，公办教师教书；还有食堂、医务室，是快1万人的成熟社区。农场是国家单位，负责所有职工的生老病死。没有人敢跨出这个圈，最要命的是当时粮食凭票供应。
出去可能没饭吃。但妈妈不想在农场里了，妈妈向往城市的摩天大楼，向往车水马龙流金淌银，向往自食其力**生活，向往卷发旗袍高跟鞋看电影。妈妈丢下了农场的一切，跟着爸爸来到了陌生的长沙，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一年，妈妈30岁。
努力工作，下班回来操持家务，送吉吉上学，照顾卧床的大姨奶奶，妈妈象一个自发旋转的陀螺，发出巨大能量，使家庭情况日渐改善。在农场里因为爸爸喝酒打牌的事没少打架，但到长沙以后，为了这个崭新的家，不打架了，忙着赚钱。饭票是这样解决的，用钱买。
这样过了十年。粮食政策开放了。去粮店直接用钱买高价的黑市米。吉吉还记得一次买米，妈妈让哥哥带着吉吉去红旗粮店买米，粳米1毛1一斤（肉价7毛5），妈妈给了3元5角，买三十斤米找2毛。哥哥拿一个米袋装二十斤，吉吉拿一个米袋装十斤，哥哥象大人一样把二十斤米扛在肩膀上，弓起背往家走，走着走着头抬起来，米袋子就滑下来，吉吉就帮忙在后面扶住，哥哥再调整一下姿势，再弓起背背好米；吉吉抱着十斤米跟着哥哥走回家。姊妹俩合力做了爸爸才能做的事。这时哥哥还没有上初中，还没有骑单车，吉吉还不到十岁。
期间，一次英子和哥哥抢一个玩具，哥哥不想给，结果一人拿一头转起圈来，最后英子被甩了出去，摔在地上动不了了。英子坐在地上嗷嗷地哭，吉吉拉也拉不动她，等到妈妈下班，一看坏了，赶忙背上英子到南区医院，确诊骨折。妈妈最后打了哥哥没有，吉吉忘记了，英子打着绷带挤坐在彭家妹妹的小童车里上下学，印在了吉吉的脑子里。英子那年期末打了双百分，因为去哪都不方便，只好看书，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妈妈决心做个体户了。个体户的全名是个体经营户。1985年，城市放开经商的资格要求，任何公民都可以做生意了，风险自担，自负盈亏，上缴营业税，解决农业户口进城吃饭和就业的问题。妈妈没管那么多，请木匠师傅打了一个红色的宝笼——一个0.9米高*1.2米宽*0.6米宽的玻璃柜子，一层展示，二层储藏，底部装有四个胶皮轮子，可以移动。带上一把椅子，就是一个活动的售卖点。专卖香烟。
最初，妈妈让爸爸下班途中路过下河街进货，一条芙蓉烟，一条湘南烟，还有一条龙山雪茄，总价36.6元。把院子门打开，把宝笼放在门内，外边的人路过能看见。老话说得好：只要开张就有生意。妈妈刚开始还忙家里的家务，让吉吉坐在宝笼前当菩萨，很快，来来往往的叔叔都在吉吉家买烟了，忙得吉吉不时地叫妈妈——真正的老板娘。熊猫坨的爸爸卖腊肉最有钱，一看是邻居家开门做生意，满口仗义说，从此就在吉吉家买烟，再也不到别家买烟了。后来，熊猫坨爸爸不论早晚，只要他需要香烟了就敲门买烟，不管吉吉家没起床或是已睡觉。
妈妈给小摊取了个名字叫“山茶花商店”，还刻了一个圆章，让爸爸把个体户的营业执照办下来，批到了文化分院门前的营业位置，正式出街了。
街上的生意比家门口好了不止几倍，唯一的不好是一旦下雨，无处避雨，妈妈让爸爸做了T型雨棚架，铺上一块落地防雨布，解决了下雨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夏天大太阳的问题。雨棚成了流动售卖点的标配。每天出街都会支上雨棚。妈妈就这样在城市撑起了一片天。当发现文化分院的夜晚比白天的生意更好时，妈妈毅然将工作时间调整到晚九点，九点以后才收摊回家，早上九点又出摊。每天12个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五年的付出，妈妈小摊每天收入成了吉吉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吉吉三姊妹的学费、生活费、衣服鞋子、钢笔文具墨水都出自于此，摆摊半年，吉吉家买了黑白电视；哥哥升初中，买了一辆新单车；英子初中很近，没买单车；吉吉升初中，买了一辆新车换给舅舅骑上班，吉吉骑舅舅的旧车上学。哥哥读初中学英语，买了双卡录音机，哥哥的英文伦敦音就是这时候学到的。家里每间房都装了三叶吊扇，夏天很凉快。妈妈爱吃西瓜，夏天少不了每天一个西瓜，西瓜3毛一斤，每天3块多，就当是防暑降温费。妈妈隔两月去南京理发店卷头发，有事去南方照相馆留个影，换季了在南门口百货大楼买个新大衣啥的，都不怎么犹豫了。吉吉家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