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的班车嗡嗡地喘息着，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非常缓慢。 车里已经严重超员了，人挤着人。这时候，我领略了冯副主任曾经戏谑过的“苗臊”味了。由于大伙同挤在车里，身上溢散出一股浓浓的酸臭味。
这些山里人不大讲究个人卫生，衣服也没勤换勤洗，又很少洗澡，因此车里那股令人作呕的怪味熏得我实在是难以忍受。
多亏我还是坐在窗户边，总希望遇上一段比较平坦的路，那么班车的速度稍快一些，窗外就会吹进一股风来让我透透气；如果遇上那坎坷的路或者是爬长坡，那可就害苦了，我只能拼死地憋着。
由于我邹晓明是省里来的支教干部，面对这些山民绝不能随意流露出一丝厌恶表情来。
终于，已无法忍耐的我哇的一声朝车外呕吐起来。加上班车左扭右转，就弄得我昏昏沉沉，疲惫不堪。谁知，我身后传来了阵阵讪笑，他们笑我这个白白净净且人模人样的大男人居然还晕车。于是，我索性一路装出晕车的样子来，面朝车窗外，全然不顾外边时而飘起的尘雾。
班车途经大油乡时，忽然停了下来，车上站着的人统统被撵下车去。迷迷糊湖的我开始还以为就到县城了，可睁开双眼仔细一瞧，才知是停车接受检查。路边检查站挂的金字招牌是：锦山县大油乡税务林木联合检查站。
上车检查的执法人员全都统一制服，别着执法胸牌。然而，他们一个个全都十分粗暴，凶神恶煞一般。
最终，他们非常熟练地从班车座凳底下折腾出一个塑料编织袋来。编织袋藏得很隐蔽，也绑扎得很严实。执法人员用尖刀将编织袋划开，几张晒干的野羊皮就暴露了出来。他们指着野羊皮大声责问是谁的，喊了好几声都没人敢应声。
于是，执法人员就洋洋得意地拿着编织袋走下车去，看样子是被他们给没收了。
车又开动了。然而，车里的气氛更加憋闷了。
隐隐听到身后有人在低低地抽泣，我回头一看，才知那袋野羊皮是一个山里妇人的，她身边有几个人在用苗话轻声安慰她。我有些不解地问：“这位阿婶，当时你为什么不说野羊皮是你自己的呀？大不了就向他们补些税钱，也不可能被没收，现在哭也没用啦。”
“你懂个狗屁！”
此时，我旁边一个留有胡须的老汉恶狠狠地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帮执法人员。老汉哆嗦着嘴唇说：“哪有就补些税钱那么简单？补税，补税，几张羊皮就补掉一半了，还要罚款呢？屋里还得挂什么违法黄牌，娃崽上学、参军、扯结婚证、办准生证都得受影响。哪个还敢到他们土狼口里去夺食？你难道还没看出来，检查站那帮狗娘养的是吃人不吐骨头啊！”
我一愣，哑口无言，胸口好象被谁擂了一拳，隐隐作痛。我心里有许多许多的感慨，不知如何去表达。为什么山里还这么穷？为什么山里人会痛恨乡里与县里的干部？看来，老吴跟我讲的那些并没有夸大其辞啊。
唉——
班车艰难地爬了近三个多钟头，终于捱到了县城。下车时，都快两点了。当时，我的肚子特别饿，整个身子都空落落又轻飘飘的。真想找一家饭馆好好地吃一顿，可摸摸裤兜，身上的现金一共只有十几块钱。我只得寻了一家卫生条件稍好的米粉店，叫上一大碗肉丝粉，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在这之前，我基本上是不碰米粉这东西的，吃了胃就泛酸，可现在吃起来却是格外地香，也辣得我浑身冒汗。
肚里有了东西，人也就有了精神。我开了手机，先给母亲报平安。母亲在电话里接二连三地问，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支教？住得怎样？吃得又怎样？有没有生病？是不是瘦多了？……我当然是把自己的情况往好里说，语气尽量轻松一些。
我说，妈你别担心，我都快满二十四了，又不是什么毛头伢崽，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最后，母亲交代我一定要给舒虹去个电话，我对着手机含含糊湖地说自己晓得了。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王惠明。王惠明曾给我父亲当过两年秘书，对我特别和气。我向王惠明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我本人的情况，又着重讲了支教学校里的现状。希望厅里能考虑给予一定的帮扶，及时下拨一批资金用于修缮学校。
王惠明很耐心地听着我的汇报，时而打断我一下，提一些细致的问题。我估计，他是在作电话记录。
最后，王惠明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他说：“我马上就给分管工作的张副厅长汇报一下，一有结果就立刻通知你。好吗？”王惠明会热心我的事我早就预料到了，可没预料到他会如此反映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