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屯通往黄岭的路原本是走出来的，常年的车碾脚踏，泥路低洼。 下雨天，行人和车马只有在路边的草坯上重新开路，这样的路不但窄，而且曲曲弯弯。
刘屯人要把出村的路修直，修宽，修到黄岭，和铺着沙石的县道相连。
修出的路平坦，平坦的土路是刘屯人团结奋斗的象征，体现的精神是人定胜天。大队革委会主任孔家顺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胜利路，还做个石碑立在刘屯的村边。
胜利路两边的土地被开垦，成了黄岭学校的校田地，地里的八嗑杈高粱很茂盛，高粱粒儿正在灌浆。这个时节，八嗑杈高粱的秸秆儿水份充足，而且甜。刘屯的学生路过校田地，都跑到地里撅甜杆儿，把没成熟的高粱败坏掉。有人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学校，学校领导让老师对刘屯的学生进行正面教育，提高学生们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效果不明显。
不知啥原因，学校派年近七旬的黄小奇看护校田地。
黄小奇住进土岗子里的大坑，坑边是拉土用的马车道，下雨天，马车道成了排水沟，他家的土房没淹着。黄小奇没干过农活，不会种菜，房前屋后全撂荒，草高时，他带领全家人去拔。黄小奇没啥积蓄，靠外地工作的儿孙贴补一些，女儿从日本寄钱，成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寄一次，黄小奇都要挨斗，而且连续批斗一周。黄小奇很喜欢这样的批斗，因为批斗后，他可以如数地把钱拿到手，偷着买些菜和买些副食品。有人劝黄小奇，让他把外得的钱拿出一部分给村里有势力的人和大小队干部，这样做，他就可以少挨斗或者不挨斗。黄小奇不认可，他认为挺过挨斗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人的一生，如果难事太多，他就不感到为难，和债多不愁是一个道理。黄小奇下放到黄岭，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就是这样，也没把他斗倒斗臭，他还是白白胖胖，不见愁眉不展，冷眼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二十岁。
黄小奇牙齿好，他还要每天刷，让很多一生都没用过牙刷的老社员看不惯，有人认为，只有领导人才有刷牙的权利，年轻人可以效仿，一个老四类这样做，客观上拉低革命者的形象。最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不改剥削阶级的本性，他不到队里劳动，还偷着跑到供销社买饼干吃。
村里人给黄小奇算一下，他先后共占有四个女人，除大老婆和二老婆外，其他都是无产阶级，要是在五十年前打倒他，无产阶级最起码少四个光棍儿。黄小奇应该算黄岭一带最典型的剥削阶级，而黄岭的贫下中农没从这个剥削者身上分得一丝财物，气愤之余，把目光盯在他家的两个女性身上。黄小奇的老婆虽年轻，但老态，常年不出大炕，光棍子想见其真容都很难。他的女儿年少，又具备大城市的特殊气质，便有人把她看成猎物。
黄小奇的女儿叫黄瑛，还是读书的年龄，下放到黄岭后，黄小奇怕她出外惹事，就没有让她去上学，打算让她在大土炕里长到成年，然后嫁出去了却一桩大事。可女儿不如老婆听话，常常站在坑边四处观望，有时还跑到离大炕不远的土道上看骑自行车驮着粪筐的学生们，时间一长，她结识了马金玲。
秋天，太阳从晨露中钻出，红到半空才光芒四射。胜利路上的行人多起来，他们大多是去黄岭和去新曙光的学生。路旁的高粱地，撅断的高粱横躺竖卧，看护校田地的黄小奇在路边垂立，偶尔喊一声，都是重复同一样的话：“谁也不要撅甜杆儿喽！”声音高，很响亮，像京城的戏友练嗓子。
刘喜是最后出村的学生，在黄岭的大坑边，追上马金玲。见马金玲和黄瑛说话，他紧蹬自行车，从二人身边驶过。马金玲大声喊：“刘喜，等一等。”
刘喜停下。
马金玲追上去，问刘喜：“你惹谁了？”
刘喜回答：“不知道！”他要骑车走，马金玲拽住车后架，很关心地说：“刘喜，你以后别走这条道，从东大岗子的小道上绕过去。”
“为什么？”
马金玲说：“黄岭有几个混混要在这堵截你，你应该听我劝。”
刘喜想说“你管不着”，因为被马金玲善意所感动，“你管不着”四个字没有说出口。他瞅着马金玲笑了笑，跳上自行车，快速向学校骑去，把马金玲远远地扔在身后。
不论是刘喜本人，还是马金玲，都觉得这种笑很反常，虽然勉强、苦涩，但是没有冷酷，而是露出一份真情。
这是刘喜不会哭以后真正的笑，把它送给马金玲，送给他曾经认为仇人的姑娘，可想而知，刘喜内心深处仇与爱的斗争会多么激烈！
有人要堵截刘喜，是黄瑛告诉马金玲的，黄瑛为何知道这些，还要从头说起。
和刘喜打架的假知青，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七八个这样的青少年混在一起，在黄岭一带横踢乱卷，经常偷鸡摸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