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站设在村中的药王洞里。
入春之后，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公社指示各村都必须建立“合作医疗站”。大队长召集了大队干部和各小队长开会，议题是为医疗站选址，看设在那个小队合适。“狼剩饭”说了：“叫大家来，是要按照公社指示精神建立起咱马跑泉村合作医疗站的事。公社要求：医疗站要通风、要能充分见到阳光。全村五个队，大家想想，看把医疗站设在啥地方好。人家赵家、大泉还有查田村都动起来了；马跑泉可是前公社所在地，不能落到人后头。至于建立医疗站的经费——还是老办法：各队均摊。公社领导认为：一个看得过眼的医疗站最少要有三间房。一间门诊，一间药房，另外一间是检查室。”
望着有炕不坐、却偏偏蹲在地上木然抽旱烟的大小队干部，“狼剩饭”深深感到作一个基层中的夹层干部的艰难。讨论给地里下什么种子、啥时候浇水，这些人一个个踊跃发言，能的赛过武功农学院的教授。但要涉及到出劳、出钱，却都噤若寒蝉，个个人的脸都拉的像驴。对付这些人是不能讲什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的，这些人都是夹瓤核桃——天生砸着吃的东西！“狼剩饭”早就掌握了一套对付他们行之有效的办法。
“建立医疗站既是个利民的好事，也是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没有退路，非盖不可。一二三四五，那个队都不许哭穷！不但各队要出劳力，钱也要一次到位。”也许是觉得自己话说的太重了，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让李木匠调查过了，一根椽子一块五，三间房得一百根椽子，这就是一百五十块钱。檩条是四十块钱一根，这又得四百多块钱。还有柱子、帛子、青瓦，乱七八糟还得一百多元。剩下一百多元是买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大队会计算过了，一共得八百元。至于垒墙的胡砌和和泥的麦秸，各队均摊。一个队三摞胡砌——一千五百块儿。要见棱见角，不能打的和豆腐渣一样。土壕里有得是土，派人去打就是了------盖这么三间房和买医疗器械、药品啥的，五个小队摊下来，每个队是一百六十元。我知道你们都有难处，但这次是为全村人做好事呢，谁都不能打退堂鼓！谁都不能消极对抗！肚子里的泄气话就不要往外说了，你说了不顶啥，我听了也不顶啥，医疗站还是要建的。有啥好的建议，不妨提出来共同商量，现在——大家畅所欲言。”
和历次类似会议一样，干部们或是愁容满面不言不语、或是漠然蹲着抽旱烟装没听见。呛人的旱烟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像凝聚在干部们心头的愁云。大队干部显然事先已经知晓了这件事，只是冷漠地等待结果。小队长们个个板着脸，上眼皮朝下，目光凝聚在烟袋锅上，长久地保持沉默。在座的十来个干部人人心知肚明，这是惯用的、态度消极时表示无奈的传统方法。
“狼剩饭”是深知他们这一套的。他不能让他们一直沉默下去。他也用老办法。在挨个把这些小队长们看了一遍、在确认不会有人支持自己的建议也不会有人踊跃带头发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老办法，按次序来。马垛，你是一队队长，你先表个态。”
马垛慢条斯理地把烟锅里的烟灰在鞋底上一磕，爱理不理地说：“我就知道你是这一套：按次序发言。老吃一味药你都不烦？你能不能换个方子？”
“狼剩饭”勉强一笑，说：“换啥呢？我不点名？我不点名你们能坐到明天早上！我看这个方子对症。嫌烦？嫌烦就积极发言，说正事。”
“说啥正事呢？一个好劳力两头不见太阳干上一天才挣十分工，也只值一毛八。社员乐观，把一毛八说成‘一麻包’，我当队长的听了都想哭！爷呀，羞了先人了，咱也是个队长；把社员都带成穷光蛋了！”感叹过后，马垛陡然瞪起双眼：“你倒耍了个轻松，张口就是一百六！你算过没？那是十个壮劳力辛苦一年的节余！十个家庭啊------你这不是割人肉呢？你这不是要人命呢？形式主义一刀切。要叫我看，建球个医疗站就没有用处。药王洞有吴道长，啥病看不了？外村外县都往咱这儿跑呢，何必搞这形式主义？社员把钱花了，整球个医疗站出来，安上两个闲人吃闲饭，好过了谁呢？你倒说了个轻松：‘一百六’！不要说一百六，十六块我一队也拿不出来！你把我队会计叫来问，三个月了，账上一直只有七毛钱。你要是能看上你连帐本拿走！”
“狼剩饭”就住在一队，一队的家底他是知道的。面对反应激烈的马垛，只得缓和语气：“各队的情况都差不多，这我都知道。不要哭穷。哭穷不顶啥，事还要办呢。大家集思广益，都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麽。连这事都解决不了，社员选咱这些干部干啥呢？”
“社员是瞎了眼窝了！把咱这几头歪嘴叫驴当了千里马。羞了先人了，让社员吃不饱饭还没钱花，干不动活还出不了门。都是些啥垂子干部吗！”大约是一百六十元的数额过于巨大，马垛越说越激动，神情激愤还有些哀伤。
“这又不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