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是什么？两个字：腐败！扪心自问，到底是些什么力量促使我拥有了今天的位置？我想首先应该是我自身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般的个人奋斗，其次应该是搭了腐败的一程便车。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就是一种腐败的产物。影视中的一些腐败分子，往往显得十分阴险奸诈丑陋和恐怖。在现实生活中，我所接触到的腐败分子，个个象老大姐那样平易近人，并且极富有人情味。已致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感觉他们都是极好的人，甚至当他们一个一个被送进监狱被判处徒刑时，我内心里还有点替他们叫屈，他们实在太倒霉了，仅仅只有几千几万几十万的经济问题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职权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拥有和操纵它的人，只要说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整整一生的命运：幸运的上天堂，倒霉的下地狱。我家祖宗十八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仅在我们这一辈上出了一个无职无权的内科医生。就是这个内科医生，利用她的一些“老三界”同学的关系，将我这个小弟的农业户口转成了非农业人口。
大姐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她不可能将一打打钞票塞进香烟里去替我行贿打通各种关节，我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力三轮车夫更不可能身携重磅糖衣炮弹去轰炸各界各级的实权人物。一些人物完全是看在大姐及大姐的一些有实权的同学的面子上，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将我的农业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
大姐夫一次含泪告诉我，你大姐活得真是累啊！家里父母有病要找大姐，兄弟姐妹造房子要找大姐，侄男侄女升学就业要找大姐，可是你大姐并不是市长啊！
大姐出面为我办理农转非的事情，虽然没有为我花掉多少钱，但不知为我跑了多少路。一些明里暗里帮了忙的人，稍稍有点头痛脑热的，就到医院找大姐……甚至这些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刮宫堕胎住进了医院，大姐大姐夫知道了不能置之不理，赶紧拎上鲜花水果去探望。就这样，大姐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才替我把户口的事情办理好。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户口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是很重要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多多少少还是获得了非农业户口的诸多方便和甜头。
1990年“五一”前夕的一个傍晚，大姐骑自行车专程去城南金属压延厂宿舍找我，我不在家，她骑车回头赶往城关汽车站，一下把我逮了个正着。我骑人力三轮车在城关车站载了一个客，刚踩动车子准备把客人送往指定地点时，大姐骑车打铃来到了我的车旁，嘎地一声在刹住了自行车。大姐叫我把车上的客人转给身旁的同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讲。
大姐神采奕奕，对我讲述她已经替我把户口转到了他们一家人的户口薄上。因为大姐给我办户口时我是高中文化，未婚，所以，改头换面的新户口，依然是高中，未婚。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离异男人，农村流动人口变成了城市常住人口，并且堂而皇之的盖上了国家公安部门的钢印。我如同一辆被招回的破汽车，经过公司改装喷漆等工序处理后，又以崭新的面貌回到了市场上运行。外在的虽然改变了，但启动机等重要的内在东西没有改变。我依然是我！我真的依然是我吗？
大姐对我说，招工的事也办得差不多了。大姐叫我“五一”过后，先到城东金属压延厂去上班。8月份就可填表转为该单位的正式职工。城东金属压延厂是市里的重点国营企业。厂长王大祥是大姐的“老三界”同乡同学，算得上是铁哥们。
后来在王厂长因涉嫌犯有重大受贿贪污罪被关进号子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年纪与我同龄的妻子六神无主，求助大姐想方设法把丈夫最好是尽快给保释出来。最后大姐竭尽全力找到市里最好的律师替王厂长辩护，使他只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户口办好以后，大姐利用一次同学聚会的机会找王厂长谈起我的工作问题，求厂长用一只眼睛看着一下，王厂长问大姐我能干什么，大姐说，他原来在单位是干电工的。王厂长马上说，那么到我这里来，同样干电工吧。大姐说起我的工作安排时，把她与别人打交道的情景描述得绘声绘色，并且不断地重复已经说过多遍的一些话。大姐是我的命运的主宰，我不得不忍受他的一种带有显示和炫耀的罗嗦。
谈话结束，大姐骑自行车回家，我最后一次骑人力三轮车回城南单位职工宿舍，与大姐告别时，我长叹了一口气，对大姐说道：我踩三轮车将成为一种历史了。大姐一笑，嘱咐我到新单位后，一定要好好干，王厂长绝对不会亏待你！
原单位已经垮了，偌大的厂房厂地成了一种空洞的废墟。单位的职工各自自谋生路。分给我住的宿舍，我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反正单位已经没人管了。宿舍距城东金属压延厂有四公里路，大姐通知我“五一”后去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我就把人力三轮车与人换了一辆自行车作为上班代步的工具，一心一意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0年“五一”这一天，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骑着自行车到城东金属压延厂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