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辆，要命有一条。这时候老板大概起了恻隐之心，连声说，算了算了，只当倒霉吃了药！我将信将疑把另一件货物给老板送到了目的地，试着骑车离开，他没有再纠缠，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了地。尽管这个夜晚我一无所获，没有挣到一文的力资费。
另一起事故发生在春节前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骑着空三轮车晃晃荡荡行进到荆江大堤脚下的一家出租屋前，遇到了一个与我差不多年纪二十七八岁模样的女人，要用我的车。女人从出租屋里搬出了两箱廉价的瓶装酒，几十斤用蛇皮口袋装着的瓜子，以及杂七杂八的包包把三轮车斗给塞得满满的。女人的穿着打扮很时髦，身上的衣服色彩艳丽，认真的做了头发，脚着一双棕色的高跟皮鞋。脸上也刻意的化了妆，粉脂口红看上去涂抹得还算比较得体。单从外表看来，是个纯粹的资产阶级。车上的东西却暴露了她的真实身分：一个与我老婆也和我一样差不多性质的从农村来到城里过日子的人。
女人和他的老公及他们的一个五六岁儿子一并坐上了我的三轮车。他们叫我用力踏，尽快赶到荆江大堤外的轮渡渡口乘轮渡船过江回老家。从出租屋到轮船码头，往东走上堤可以去码头，往西走上堤也可以去码头。两个方向上堤到码头的距离都差不多。我问女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女人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随便，哪里这么罗里罗嗦，快点骑！女人的一个“骑”说得特别的重。我的车头正向着东方，闻言我双脚使劲用力一蹬，机械的链条带动车斗的两个轮子，驱动前轮滚滚向前。
小小的人力三轮车载着一家人在街道上行驶，我年轻体壮，不显吃力。到了爬坡上荆江大堤时，我就力不从心了。只好请女人的男人下来，一来减轻重量，二来帮我推推车子，免得我累得汗流浃背，气喘不已。上堤往西走不远，江堤那边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刚前行到水果市场门前，江堤上发生了堵车事故。女人赶船过江回家心急，叫我下车推着三轮车在江堤坡面上行驶，绕过堵了车的水果批发市场，然后上堤再骑往轮船码头。
五六的小男孩仍然坐在车斗里看着东西，女人和男人双双下了车，一个扶着车身的左边，一个扶着车身的右边，用力帮我推着车子在堤坡上行驶。我在堤坡的下方，努力稳住车身，否则就有可能翻车，不可收拾。
我们三人合作共同努力推着三轮车在堤坡上行走，忽然车内的小孩大叫了一声“包”，等女人男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时，一个一直尾随在我们身后的小偷已经把一个包包从车上给拿走了。大堤上塞满了各种大小汽车，小偷以汽车作屏障，七弯八拐，七跳八蹦，转眼不见了踪影。
男人追了一会，无功而返，女人见了，大放悲声，边哭边打车内的儿童，骂儿子无用。五六岁的孩子也哇哇地大哭了起来。男人不作声，帮我把车子终于推到了宽阔的大堤上。女人一边哭泣，一边数说包里装有什么东西。她说有一双皮鞋，花了三百元钱，是给老爸买的……女人说着说着，开始发起了牢骚，矛头不是指向男人，而是直接对我而来。女人边哭边说，为什么不走西边上堤，偏偏走人多的东边？我一听，心里就发了慌，发了毛，难道女人又要我来负责，赔偿他们丢包的损失？
我默不作声，骑车直顾赶路。
车终于到了码头，女人早已止住哭泣，抹干了眼泪。她只是发了一通牢骚，并没有找我任何麻烦。女人和男人把车里的年货卸空之后，我骑着空车离开了码头。女人赶上来给我三元钱的车马费，我说算了，你们丢了东西，我不好意思再收你们的钱。女人说，你踩三轮车真是辛苦，怎么能不给你钱呢。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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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现实生活从来没有改变我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我的骨子里，始终只有一个信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创办了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这种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统一考试的新型高等教育形式，对于我们这些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争取自学成才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983年5月的一天，我偶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83级专科段招生简章，十分欣喜。凡是立志自学成才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有志者，均可报名参加自修大学学习。自修大学每学期给学员寄发大学中文系专科教材及辅导学员学习的辅导教材。学员根据自修大学寄发的辅导教材的教学提示，自修大学中文系专科的各科课程，有什么疑难问题，随时向自修大学写信反映，自修大学的老师一一回信给予解答。具有代表性的疑难问题，编成教辅材料，寄给广大学员们参照学习。各地学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报名参加当地教委自考办举办的自学考试。报名费及教材和辅导资料费共计人民币伍拾元整。报名截止时间：1983年5月31日。汇款以邮戳为准。
1983年，22岁的我和父母一起生活。家里由父亲当家掌管家庭财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