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我的人力三轮车子。我把顾客送到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之后，客人爽快地付给了我伍圆钱的力资费。
若按一般的行情，给三块钱就够了。人家是大老板，上车不问价钱，我也没有报价，他愿意给我五块，我自然心怀感激（只差点头哈腰，千恩万谢了），伸手接过钱揣进了腰包。沦落到世俗的环境，人就容易被环境左右同化甚至麻木，变得市侩和世俗。既然落到了这个地步，我那里还有什么心思斯文，说，先生，您多给了两块钱，这是找给您的零钱。再说，我的力气真的就只值三块钱么。
有些黑心的三轮车夫，常把外地来客当羊宰，说好了的是三块钱，到头来，却强行要人家支付三十元钱。只要客人不宰我，坐了车付给我钱，我就八辈子修福了，我哪里还会去宰客人呢。比起那些黑心的三轮车夫，我算是个鹤立鸡群的大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就在我得了五块钱，骑车准备回家休息的时候，小区里走出来两个小青年先后爬上了我的三轮车。其中有一个小青年头上缠绕了一圈白纱绷带，就象是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一种直觉告诉我，此二人并非善类。
我对他们说，我要回家了，你们另外找车吧！伤病员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走不走？！语气声调充满了威胁和威逼，言下之语，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知道与他们硬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夜深人静，我一人难敌二人，只好顺从地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去红门路。
我把他们送到红门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大转盘前，停下了车。他们不肯下车，叫我直着骑。我问到底去哪里，他们说去岑河。岑河是下面的一个小集镇，距城关有数十公里的路程，打死我我也不会去了。城关一短途车站每日早上六时到夜里十一时，每半小时发一班车去岑河镇。深更半夜，两个逃兵似的鸟人，不坐班车，偏要坐我的人力三轮车赶往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不简直就是要我的命吗？
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强硬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我的语气却可怜巴巴：哥们，我要回家休息了，你们还是搭班车去岑河吧，我不收你们的钱行了吧。两个鸟人下了车，走到我跟前，朝我看了看，伤病员说道：哥们，没烟抽了，给几个烟钱吧。
我一听便急了，我说你们也该讲讲良心吧！我把你们送到这里，不收钱就够哥们的了。再说我一个踩三轮车的，哪里有什么钱呢？
的确，我身上钱不多。白天挣的钱，吃晚饭时，都交给老婆了。吃过晚饭再出车，我身上只带了十多块准备找零的零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轻易将自己挣的血汗钱拱手交出来的。
十字路口，路断人稀，红绿灯交替闪烁。两个鸟人与我默默地对峙了一会儿，忽然离开我走了。太意外了，在我第一次遭遇两个鸟人，深感孤独无助，内心非常胆怯的时候，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放弃了对我的进攻。经历了这次短兵相接的战斗洗礼，我觉得自己才成了一个真正的“骆驼祥子”，成了一个实实在在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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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极个别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歹人比好人更胆怯。人，只要存在着，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宣战。人，最可怕的就是人自己，只要自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和懦弱，就没有人能够打败你。打这以后，我出车不再怕遭遇歹人了。遇到刀架在了脖子上，我就老老实实的把钱交给他。如果对方是赤手空拳，我就与他搏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在我短暂的“骆驼祥子”生涯中，我另外遭遇了两起事故，深感庆幸的是，这两次我仍然是有惊无险，平安脱身。
一天凌晨零点刚过，武汉汉正街开来的一趟班车到城关车站站外停了车。所有等候在站前公路两边的人力及机动三轮车辆顿时一窝蜂似地拥了上去，把客车团团围住。车顶上的货物堆集如山，这些货物都是城关及下面各乡镇时装店的个体户老板刚从省城批发购买回来的衣服。一个中年男老板从车上下来后，点了我的车，叫我到车尾上帮他把车上的两件货物接下来。我和老板合作把一件沉沉的货物，好不容易从客车顶上弄到了我的三轮车上。我们又去搬运第二件货物时，有小偷用自行车把第一件货物从我的三轮车上给弄走了。老板发现后，迅速去追那个小偷，小偷早已无影无踪。
可叹的是，在场有许多三轮车夫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到三轮车上搬走货物，弄到自行车上，大摇大摆地消失到夜幕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或报警。
老板一夜辛辛苦苦把两件货物运到了家门口，转眼之间就丢失了一件，不免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叫我这个人力三轮车主赔偿他的巨大损失。当时我一下子几乎要昏倒在地，我一直都与老板在一起，帮他搬运货物，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看管东西，怎么该由我来赔付他的损失呢？俗话说，放牛娃赔不起牯牛。我跟他评理，即使我有过错，也是你造成的。你不要我抬东西，我就不会离开我的车。最后，我跟他来横的，说我是个下岗工人，要钱没有，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