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明显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下岗的准备和出路：当一名新时代的“骆驼祥子”，在城里用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
1989年秋天，下岗的厄运终于降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只好购置了一辆用旧自行车等东西改装的人力三轮车在城里招摇过市，从事短途运输谋生。开业的第一天，我特地在三轮车车蓬两侧内壁上写了一副对联：
车小可运四面八方货
力微能载三教九流客
——————————————————————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处于社会最底层却是农民。其实自1979年高考落榜回乡当了七八年的农民，直到1987年离开农村进城工作，我在农村生活了整整26年，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为我在农村生活，不知城里的生活如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家里人多田少，我基本上是个闲余劳动力。本来我可以外出搞副业增收入，由于执迷不悟，我宁愿过清贫的生活，也不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一心在家以农为本，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江汉平原，土地肥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不向往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仅图温饱，然后挤时间读书写作，在家乡种田是最好的选择。
一无所长的我，外出打工只是把我的劳动力廉价的出卖，每年挣回来的几个血汗钱，既不可能使我很快成为富人，更不可能提升我的地位改变我的人生。与其这样碌碌无为当一辈子农民，不如在家里用最少的时间从事最简单的劳动——种田，获取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其余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一概投入到读书自学，从事最复杂的劳动————文学创作上面去，用整个人生与命运作一次赌注：赌赢了，我便是个作家；赌输了，也坏不到那里去，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在农村，应该说，我是个贵族，是个锲而不舍、默默无闻地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精神上的贵族。
如果不是镇委党校办什么农村学员培训班，也许今生我就是这样一个以农为本以文为辅的精神贵族了。在城里工作了两年，把一身的泥腥味拌落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却遭遇了下岗，当上了“骆驼祥子”。当第一个有钱人第一次坐上我的人力三轮车，驱使我去东我不敢往西的那一刹那，我才真真切切体验到了下层人的人生况味。
城区大量的人力三轮车辆没有到城关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三轮车在城里从事短途运输，纯属非法经营。我买的一辆旧三轮车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属于一辆黑车。我想遵纪守法，给车子办理一个营业执照，正正当当做生意，却没有遵纪守法的资格和权利。
因为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我的户口还在农村。有关部门只给当地常住人口办理三轮车的登记手续。为了生存，我只好置城关的有关管理条例于不顾，冒险在城区从事非法的行当。
每每遇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开着汽车到街道上突击收缴没有牌照的黑户三轮车辆，我们便闻风而逃，拼命似地把车子骑到一些小街小巷中去，以逃避车子被没收装进大卡车的命运。搜查风声紧的日子，我们便昼伏夜出，或者干脆闭门不出，待管理人员稍稍有些松懈时候，我们才适时而动，象小偷似的骑着三轮车出来做生意。
我们这些黑户三轮车主，就象中央电视台每周播出的动物王国里的最弱小的动物，只有在确认四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才小心翼翼地从洞穴里爬出来觅食，并时刻竖着耳朵，警戒四周的动静，一旦察觉险情，立即拼命奔往老巢，或者就近寻找最安全的地方藏身，以逃避猛兽的追捕。
在农村当农民，业余搞写作，除了一些人喜欢在言语上调侃我，称我为老爷、相公或书呆子之外，从来没有谁敢欺侮我。在城里当上人力三轮车夫，最令我感到痛苦和屈辱的就是我不得不与一些街头地痞打交道。强龙难压地头蛇。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坐了车不但不给钱，有时夜里在人烟稀少的街道上，反而找你借几个钱花花。如果你不给，他们轻则割破你的轮胎扬长而去，重则把你打得半死，叫你躺在医院十天半月起不来了床。
曾有一个黑户人力三轮车夫在一天夜里遭遇抢劫，黑户仗着自己有点力气，抡起车上的一根铁棍把两个歹徒打得落荒而逃，从而躲过了一劫。那两个歹徒是街道上有名的混混，第二天，他们纠集了上十人，个个怀中身藏利器，寻找那个黑户三轮车夫报仇。黑户车夫大意，没有想到会遭人报复，第二天晚上照常出车招揽生意。不是冤家不碰头。那伙歹徒终于发现了报仇的对象，抽刀便向黑户三轮车夫砍去。结果黑户三轮车夫手臂中了深深的一刀，只差一点点就伤到了骨头，到医院缝了数十针。要不是黑户三轮车夫机灵，躲得快，逃得急，恐怕就要成为歹徒们的刀下之鬼了。
也许是我命大，在一天夜里，我也遭遇上了两个歹徒，但我只是受了一场惊吓，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就脱了身。
一个雨夜里，十点多钟光景，我骑着三轮车赶到城关长途汽车站，正好有一班由省城开来的客车到了站。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径直朝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