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青春期荷尔蒙利比多过剩，我多次冲动地想与邻家姑娘士英发生亲密接触。但是，我深知这个女孩子碰不得。因为士英是喜欢我的。然而，我又不爱她。除非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与我士英两人，别无选择，我才会考虑娶她为妻，好好待她过日子。否则，我不会娶她。在农村，我碰了士英，结果又不娶她，我做不出来。因为士英的父母很喜欢我，待我就象儿子一般，我实在做不出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情。
后来士英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老山前线一位军官的征婚启示，便写应征信与其取得了联系。不久那位军官来信，要求士英前去军营作客。士英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不该去，便向我征求意见。我极力支持士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她就决定去军营看望军官。士英母亲听说我支持她去，就让女儿去了。但是后来，士英与军官交往了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与军官结成夫妻。但是不久，士英还是嫁给了本村一位刚刚复员退伍的军人为妻。从此，我不再对士英想入非非。
现在，士英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但丈夫在广州市与人合伙做生意亏了本，据说日子过得很一般。
好了，闲话少叙，还是书归正本。
1987年9月1日，荆州镇委党校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在荆州饭店会议室如期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镇里一位领导发表讲话，对农村学员表示热烈欢迎，并寄予厚望。末了，领导即兴说了一副对联：
一条广告引出卧龙凤凰，城门大开广纳天下人材。
学员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临窗而坐，放眼窗外，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禁心潮激荡，浮想联翩，恍惚自己置身在云里雾里。8月的一天，村里有一户人家请了瓦匠垒新房，我被主人家请去帮忙做小工。中午在主人家吃午饭的时候，从村部开会归来的村小组长交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荆州镇委党校的来信，内心便激动不已：我被党校录取了！
隐隐约约，我听到了有人在议论在感叹：这家伙七搞八搞，终于搞出去了。看来呀，人还是要跳皮！
有的人却大惑不解：长河又不是党员，上什么党校培训班呢？
有的人却说，一定是他的大姐帮的忙。
坐在培训班的教室里，我总是想，要是党校不搞什么农村学员培训班，我这一生肯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了。
我在家里搞写作，后来又搞养猪专业户，在母亲看来，以为我是不愿在家种田，好逸恶劳，怕苦怕累。一年春节，医生大姐回家过年，母亲对大姐说，长河就是不安心在家里种田，你能不能把他搞到城里做做临时工？至少到医院当个清洁工不成问题吧。大姐一口回绝了母亲的请求。
大姐语重心长地告诉母亲，不是她无情不照顾兄弟，而是农村青年与其在城里低三下四的做临时工，不如在家把田种好过的自在踏实。在城里做临时工地位低下，正式工不愿干的脏活累活，都归临时工来干。工资低，又没有住房等任何福利及社会保障，一个临时工要想在城里安家，困难重重。把年纪拖大了再回农村，找对象更成问题。
大姐说，只有那些穷山区的农民，在农村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出来到城里混口饭吃。
再说，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大姐在医院穿着白大褂坐办公室看门诊，我穿着浑身脏兮兮油腻腻的兰大褂，在医院给人打水拖地，我才不干呢！
命运也是实在捉弄人，当我死心踏地在农村当农民时，荆州镇委党校办什么农村学员培训班，一举把我招进了城来。
说是把我们作为人材招进来的，却又不给我们解决农转非的实质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岗培训，然后分配到各企业去工作，实际上还是做临时工。因此，我总觉得荆州镇委党校的这次招生，显得不伦不类。
我时时扪心自问，我算是什么人材呢？说是写作人材，我并没有写出什么惊世之作。下到企业之后，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的那些在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方面有些特长的同学，下到企业之后，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但是，我在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感谢和非常庆幸党校给了我这次跳出了农门的机遇。
虽然我的户口还在农村，虽然我在每次节假日回老家看望父母双亲，我都要从家里扛一袋大米到城里来，交给工厂的食堂换取每月的饭票，但是我的一只脚毕竟离开了农村，跨进了城市。既然我向城市跨进了一大步，我就要奋勇向前，不走回头路，一定要在城里生根开花结果。
再说，家里已经把我的退路给堵住了。我进城工作之后，家里把下雨就漏的老屋给拆了，另盖了三间低矮的平房，可够父母二人住到百年之后。父母没有打算我还会返乡务农，就没有给我盖楼房供我在农村结婚成家。
荆州镇委党校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只在荆州饭店会议室里开了半个月的课就结束了。
培训班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和《文学创作理论》等课程。党校还聘请了当地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一名工程师给我们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