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个性是复杂的。比方说我，一方面容易接受新事物，并且勇于身体力行做时代的弄潮儿；一方面骨子里思想上又十分的传统和守旧。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许多年头了，但我还是固执而又简单地把中国人分成两个对立的等级：吃国库粮的城里人与吃自产粮的乡下人。
尽管后来国家取消了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的粮票供应机制，国人都可以用同样多的钱钞到粮店里买到同样多的大米，甚至可以到自由市场上自由买卖粮食，但我还是觉得，城里人与乡下人依然是两个对立的等级。
现实是残酷的。同为农民的儿女，同是高考落榜回乡务农的农村青年，我通过省电台征婚结识的女朋友章小桂在1986年作最后一搏，经过一年的复读再一次参加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军校，跳出了农门，成了一劳永逸的吃国家皇粮的城里人。
考大学跳农门这条道对我来说如同登天。从事文学写作，我仅仅滞留在文学爱好者的水准上，通过这条道跳农门，虽说有些希望，但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成功。
章小桂考上大学便与我分道扬镳，使我再一次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也使我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我自己，我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农民，稍稍跟周围的人有些不同的是，我对文学有着执着的爱好和追求。
既然章小桂离我而去，那就她走她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我既然跳不出农村，那就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好好当我的农民吧。这是我的命！谁叫我投错娘胎生来就是个乡里人而又没有本事跳出农门呢？这个世界需要吃国库粮的城里人，也需要我等吃自产粮的乡下人。
我家的房子是于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老屋。大姐和六妹七妹先后考上大学，走出了老屋，跳出了农村，融进了城市。二姐三姐四姐五妹先后出嫁也走出了老屋，另盖新房另起炉灶红红火火过日子。剩下我和父母依旧住在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老屋里。
天晴老屋还算是一个家，遇到起风下大雨的日子，屋里就下小雨，房里漏雨的地方，家里就用脸盆木桶接住。每年家里都要翻修一次屋面，添些新瓦，换下缺损的旧瓦。过不了半年时间，遇到了下大雨的天气，屋里又开始一处两处的漏雨，慢慢地，房间漏雨的地方日渐多了起来。
只要不是床顶上，锅灶处漏雨，家里便听之任之。
一旦床上锅里漏雨，家人不得安生温饱都成问题时，我和父亲就搭木梯上屋，整治屋上的漏洞。
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坐在堂屋里唉声叹气。
家里三番五次想拆掉老屋盖新房，都是因为我不成器，不务正业而一拖再拖。
如果我听父亲的话，高中毕业把木匠或瓦匠手艺学好，赚钱养家，老屋早换成了新房。
如果我不搞什么文学创作，后来不贷款搞什么养鸡养猪专业户，一心老老实实种庄稼，我家也早垒起了新屋。
我电台征婚彻底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说，房子太破旧也是一个因素。
京山县的应征者刘冰霜来到我家一看，就说我家的房子不如她家的好，硬是要我上她家去作上门女婿。结果刘冰霜的母亲又瞧不起我，令我无可奈何。
跟章小桂交往，我一度想入非非，以为可以作为女军人的家属。现在章小桂又离我而去，使我的美梦终成了泡影，我想我应该考虑盖上新房，以增加与农家姑娘谈情说爱的砝码。
1987年初夏5月的一天，我开始挥锄铲土，挖自家一棵棵长在自留地里菜园篱笆边上的大杨树。家里打算在年尾冬季农闲盖新房。
老屋房前屋后及自留地里长成了材的树木必须在春夏之际伐倒，去掉枝叶，把树干弄到池塘里泡上一两个月，再用人力或牛力把被水浸透了树木一根一根地从池塘里拖上岸来凉干，以备冬季盖房时派上用场。
只有通过被水浸泡之后再凉干的树木在建造房屋时用作栋梁之材，树木才堂堂正正，不扭曲变型。
刚伐倒的新鲜树木是不能立刻用来盖房的，因为树木里含有大量的水分和蛀虫，一旦用作栋梁之后，天长日久，树木就会因水分被风干而委缩，树里的蛀虫也会不停地把树木蛀空，后果不堪设想。
森林的伐木工人伐树，一般是用锯子把林木从树根部平地将树锯倒。
农家伐树，大都是连根拨。
大大的树蔸锯下来后风干，是冬季烤火的好烧柴。
农家挖树，先把树根部的泥土掏空一大半，并斩断大部分长达数米的盘根错节的树根，然后着人爬上树干脖茎部系上长长的粗麻绳，待人下来后，家里的人便全部出动，握着绳索，用力把树向掏空了泥土的方向拉，随着几声一二三的号令，一棵长了十年的大树便轰的一声，顿然倒下。
这天下午，我爬上自家的一棵大杨树，刚在树脖子上系上粗麻绳，外乡一位文学青年朋友来到我家，在树下叫我赶快下来，他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考古书上说，人类的祖先原来是生活在树上的。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