惆怅。
我1979年应届高考，六门功课总分只考了90多分，其中物理只考了4分，外语只考了4分，这样的成绩叫我复读十次高三，恐怕也是难得考上大学的。转眼高中毕业六七年了，英格利息26个字母我都记不全了，如果此生我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就只能当一辈子农民，修一辈子地球了。
如此思量，我好不迷惘，不禁自语道：也好，将来我有一位城里的朋友。
章小桂闻言却说，你不要嘲讽我！
我坦率地告诉章小桂，这次征婚，我算是彻底的失败了。我走南闯北，先后会见了几位应征者，均告失败，真是劳命伤财。
章小桂一笑说，活该！
我把章小桂送到校门口就与她告别回了旅馆，第二天，我无限怅惘地回了家。章小桂考上了大学，我们的交往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她考不上大学，我们是否能够走到一起呢？我不得而知，一切只有时间给我们最终的答案。
国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有些地方的高考录取起分线要比湖北低一些分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章小桂担心在本省高考失利，就想把户口迁移到河南农村一亲戚家，以河南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以增加保险系数。因为河南的录取线比湖北的要低许多。
命运似乎有意与我作对，我电台征婚交往的最后一位女友，通过复读，于1986年以河南考生的身份，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成了该军校86级哲学系的一名天之骄子，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
章小桂到南京上学后，才写信告诉我她取得了成功。我呢，依然困守在责任田里，写作吟哦一些不能发表的田园诗篇。从此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忧虑，我该怎么办？是继续与章小桂交往，还是就此激流勇退？然而，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情网而不能自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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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桂在军校里给我来信说，南京政治学院是前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军政机关重地。雕梁画栋，壁垒森严，给人以威武雄壮气派凝重之感。
在军校里，章小桂来信说，军训期间，她投弹、射击，成绩突出，被祝贺的同学们抬了起来，抛向空中。
在军校里，章小桂有说不出的愉快，道不尽的欢乐。
我困守在责任田里，并不为章小桂的成功而高兴。相反章小桂在来信中表现得越是快乐，我内心深处就越是痛苦。爱情必竟是自私的。我患上了哈姆莱特似的忧郁症，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对于我对章小桂的爱情，我是进取还是退却，是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想当初，是章小桂首先向我示爱，而我没有接受。
现在时过境迁，我发现自己的确深深地爱上了章小桂，而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就没有继续追求她的权利了吗？
再说，我总是自命不凡，章小桂成功了，难道我就永远也不会获得成功吗？
我有一位文友叫黄知琴，平时我有什么心事和困惑，我都要写信告诉她，或者亲自与她面谈，求她指点迷津。黄知琴听说我在与一位军校女大学生交往，便直言不违地劝我趁早分手，死去那份心。
黄知琴说，地方上的女人可以同军营里男军人恋爱结婚，成为军人家属；而军营里的女军人是不大方便嫁给地方上的男同胞的。黄知琴甚至说，即使我成了作家，章小桂也不可能嫁给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黄知琴的话，我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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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文学欣赏和写作水平，我经常到镇文化站图书室借小说看，久而久之，我与该站图书管理员黄知琴成了好朋友。黄知琴年长我一岁，1977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家，后来她在《荆州文艺》上发表了一些曲艺作品之后，就被调到镇文化站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黄知琴曾经是我崇拜的偶像。同是农民的儿女，但我总觉得她比我高贵。我就象中世纪的骑士崇拜美丽的皇后那样时刻愿意为黄知琴做点什么，从而博得她的欢心是我一度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有一次，黄知琴问我我们村里是否有人会讲民间故事，她说县文化馆要收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编辑一本带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故事集。
我不禁十分激动地说，我们村里会讲故事和笑话的人太多太多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电视机还没有普遍拥有的日子，远离集镇的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无非就是打扑克，下象棋，看书籍，听收音机，看每月一两次的巡回露天电影，最大众化的娱乐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三五成群的讲故事，说笑话。
女人们讲的故事，大都是取笑男人的内容。比如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说的，有一个教书先生，见了一位漂亮的女人领着一对双胞胎儿童在家门前嬉戏玩耍，教书先生想占女人的便宜，就上前问女人说，两个孩子般长般大，十分可爱，但不知哪个是先生的，哪个是后生的？女人一笑，机智地回敬道：管它先生还是后生，反正都是我生的。这一来，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