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沉寂了多年的文坛开始热闹了起来。《班主任》、《泪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一出来就轰动全国。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诗人的桂冠可谓金光闪闪。在车站，在码头，尤其是在旅馆，只要亮出作家的身份，立时受到文学青年的崇敬。各地的文学期刊相继复刊或创刊。我等生于60年代的高中生，读大学无望，又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在家种那一亩三分责任田，纷纷加入了文学青年的大军中，试图把文学作为一块敲门砖，从而跳出农门，出人头地。根据文学青年这一庞大的市场，文学期刊相继办刊授班，文学函授创作班，辅导文学青年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我也跟风投资拾圆人民币报名参加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学习。我把对小裁缝菊花的单相思写成一篇又一篇的小说，投寄给《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却没有一篇被函授老师看中推荐发表。失望之余，我给函授老师写了一信，问老师我到底是不是一块搞创作的料？如果不是，我就改弦易辙，走发家致富之路，力争成为一个万元户。老师回信说，成个万元户也不错，况且有了成为万元户的种种经历和体会，今后写起小说来就会得心应手。最后老师说，祝成万元户，也不要忘了文学。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大力扶持农村能人搞专业户，要么搞养殖专业户，要么搞种植专业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时候，农村谁成了万元户，就被各大媒体重点宣传，成了公众名人，就可以加入当地的政协组织。三姐夫长年在外搞瓦工，家里的责任田三姐有时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常常出资雇请农村的闲人帮工。三姐夫有时叫我给三姐帮工，我就向三姐夫索取应得的劳动报酬，作为购买学习资历料的资金。我给三姐夫帮工后，三姐夫不仅给了我工钱，还给了我一个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我一心从事文学创作，平时也不忘从收音机里收听天下大事。
行行出状元。人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搞文学的人如同金字塔，写作的人不尽其数，真正成为名家成为大师的又有几人？人生苦短，既然我不是搞创作的料，我何苦不自量力，去作文学的殉道者呢！我日以继夜写了许多小说，却没有一篇小说被印成铅字，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具有文学细胞了。至于我到底是不是一块搞创作的料，老师也不敢妄加评断，他建议我先务实再务虚，我觉得是十分中肯的。我决定文学暂缓一缓，着力搞实业，或搞种植专业户，或搞养殖专业户。家里人多田少，靠用传统的方式种植棉花水稻农作物，即使田里能刨出金砖，也是不容易富起来的。我想把家里的责任田全种上柑桔，搞柑桔种植专业户，遭到了父亲的不屑一顾。因为柑桔至少三年以上才有收成，而三年以后，国家的农田又要重新调整进行一次再分配。有报道说，科学养鸡，一只母鸡一天能生两个蛋。我想搞养鸡专业户，同样遭到父亲的训斥。农家自然放养土鸡，在鸡生蛋的旺季，常常是一只母鸡隔一天生一个蛋，个别争气的母鸡，如果喂的粮食多，大不了一天一个蛋。我对父亲说科学养鸡一只母鸡一天能生两个蛋，父亲说，你就是抠瞎我的眼晴我也不相信。父亲自小就不相信我这个儿子会有什么作为，顶多只能培养成一个手艺人。众所周知，我学木匠三月就辍了学，后来自己爱上文学，写了一年毫无成绩，眼下我又要搞什么养鸡专业户，父亲自然不会支持我。他开口就是一句话，一无成，百无成。我有口难辩。家里的财政大权由父亲掌握，父亲不支持我养鸡，不给钱我做养鸡经费，我的养鸡事业寸步难行。
20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打开收音机，偶然听到某县委书记贷款给一位刑满回乡的失足青年养鸡致富的事迹，不禁灵机一动，连夜向本县县委书记写信求援。
没想到我的来信受到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信件很快转到了乡政府，那上面有县领导的批示，叫乡政府酌情处理。
大凡下面的人越级向县里，省里，甚至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情节轻的，一般都由收信单位负责人写下批示，然后转到基层相关部门落实解决处理。情节严重的，上面便组织调查团，下来了解核实真情。我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给县党委第一书记写的信转到乡政府后，乡党委书记打电话给村长，查询我的情况。在村里，我是个比较有名气的人。我和村里几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会同村团委一道组织了一个《湖田文学社》，每月不定期出一至二期黑板报。报登科普文章及文学社成员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村干部的表扬和好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村青年中就出现了两种好逸恶劳的人，一种是偷鸡摸狗的人，一种就是我等舞文弄墨的人。前者在1983年的“严打”中，统统被抓起来关进了号子，后来判了几个劳教，几个劳改。后者有人向上级举报个别村干部有经济问题，上面派人调查属实，撤了那位干部的职。因此我们舞文弄墨的人在村里也出了名。在《湖田文学社》里，我算二号人物。乡党委书记打听我的情况，村长起初吓了一大跳，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