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人老了，阅历丰富了，把一切都洞穿了，什么疑惑也没有了，也就不可能再产生那种粉身碎骨的爱恋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身边的亲友时常给我提亲，介绍姑娘与我相识，却就是不给我介绍菊花。可见在世俗的眼里，我这个一事无成的“坐家”，是配不上菊花的。自从与文学打上交道，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对自己是无比自信的。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特别是我寄给《湖北青年》杂志社的那封《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的信给公开发表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而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我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让世人瞧瞧，给广大读者一个说法。这封信是于3月的一天寄出去的，是在6月号的《湖北青年》上发表的。村里人都知道我发表文章了，不过知道内情的不多。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一把手”王莉仅仅只在县一级的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字，我后来居上，一下子就在省城期刊上发表了“作品”，使我对自己今后一定有所作为深信不疑。我继那封信后，又用情歌作炸弹对菊花轰炸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动静，我才决定停止使用情歌炸弹继续攻击菊花，并伺机亲口向菊花表白我对她炽热的爱情。
我们生产组的地域原是八百里的洞庭湖的一部分。解放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人烟稀少。解放后，政府组织劳动力打草开荒，地势高的做旱田主产棉花、小麦和大豆；地势低的做水稻田。组里的水稻田离村子有五里路远。这片水稻田地处一条叫做三叉河的小河边，是组里的农民在建国初期用五百个劳动日开荒垦田而成的，地名就叫“五百工”。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组里的农户按人口在五百工每人分了三分地的水稻田。8月的一天下午，我去五百工给自家的水稻打农药，发现菊花也在五百工给水稻治虫。我不禁喜出望外。菊花家的水稻田与我家的水稻田大约一百米远，她身背喷雾器，裤子卷过膝盖，露出雪白的小腿肚，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我们彼此在水稻田里，菊花从东头往西头走，我是从西头往东头走。从田埂到水稻田的中央，我们要么相向而行，要么背道而驰。在水稻田里，我禁不住时时偏头看菊花，菊花也摆头看我。
夕阳西下。菊花身背喷雾器走上田埂，上了河堤，而后下河边清洗两腿的稀泥。我随即也收了工。在回村的河堤上，我与菊花随意搭讪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后，就切入了正题。我口里象长了脓包一样，说话吞吞吐吐，总算把我要对菊花说的话亲口对她说了。我说，想——想——想不到真的给发表了，我、我、我爱的那位姑娘是谁，你——你——你心里最清楚……
菊花偏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好象带着笑容，之后加快脚步走了。我尾随在菊花身后，随着落日一道回到了村里。
第二天清早，我还在睡梦中，依稀听见有人问我早起的妈妈，说冒长河在家没有，给他还书来了。原来是菊花的一个读小学的妹妹替菊花把一本《小说年鉴》还给了我。我预感到情况不妙，但多情的我把《小说年鉴》还是翻了遍，里面空无一物。在把这本书借给菊花之前，有些关于爱情的细节描写和绝妙的议论部分，我都用红笔划了波纹线，试图引起菊花的共鸣。眼下我看到这些红线，就象锯齿在锯我无比失落沮丧羞恼的心灵。
从此，菊花视我为陌路人，不再找我借书看了，也不再与我说话。偶尔路遇，菊花看都不看我一眼，自顾走人。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不自量力向菊花求爱的事，三姐知道了。
有一天，三姐推着独轮鸡公车去离家八里路远的粮站买米，遇到了同样用独轮鸡公车去粮站买米的菊花。在回村的半道上，三姐和菊花推车累了，就在坐在路边的一棵树荫下稍事休息。三姐用玩笑的口吻对菊花说，菊花，给我做弟媳妇吧。菊花一笑，调皮地扬起右手轻轻地扇了一下三姐的后脑壳以示回答。自尊心极强的三姐不便再追问。其实三姐知道菊花心性高，一般的小伙子她是看不上的。三姐曾经想把菊花介绍给三姐夫的小表弟腊狗，因担心被拒绝才把秋莲介绍给了腊狗。相比之下，秋莲比菊花要随和些。腊狗已经与秋莲定了婚，三姐知道我爱菊花，就想成人之美，终于找机会试探了一下菊花。在三姐看来，菊花扇她的后脑壳，肯定是一种无言的婉拒，已经没戏了；而我的心思却又活络了，以为这是一种少女本能的羞涩，菊花也许对我有意而不想被人看破。
当天夜里，我浮想联翩，正经给菊花写了一封长达近万字的情书。第二天，我请秋莲替我把情书亲自交给了菊花。我在信中说，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个回复，我已经做好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能成则成，不能成我衷心祝你幸福。千万不要不言不语，令我摸不着头脑。三天后，菊花有事在我家门前路过，我跑出来截住她，问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菊花说，看都没有看！我说，那你退给我吧。菊花说，已经烧了。我闻言非常恼怒，气得竟然说不出话一句完整的话来：你怎么……你怎么……
菊花走了，我无可奈何。
8月的《湖北青年》杂志刊登了四封答“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的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