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

统华夏。
    秦昭王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晚年又患了急躁症。
    秦昭王是个法家人物，商鞅不折不扣的信徒。他极力维护法令的尊严，好比鸟儿保护着自己的蛋。他“挥泪”斩范雎的事，就是一个例子。
    《韩非子》中还记载了一个例子。有一次，秦昭王闹病了，人民群众都很惦记他，有一个区（叫做“里”）的居民就杀牛给神仙看，为秦昭王祈祷。
    群臣入贺说：“大王，恭喜您啊，百姓都很爱您啊，某某小区的居民为您杀牛祷告呢！”秦昭王说：“这帮人犯法了！牛只有腊月祭祀的时候才能杀，这是法令规定的。现在不是时候，杀什么牛！他们是很爱寡人不假，但是寡人因此就修改法律，以徇私于他们，那就是‘法不立’（意思是有法但不按照法律写的办）。有法不依，是乱亡之道啊。”于是，按照法令，秦昭王把“里正”（相当于居委会主任）罚了两副铠甲。秦国不但法令严密，而且也执行有力、一丝不苟啊。
    秦昭王很早就开始严格地实践着我们现在才刚刚提出的所谓政府应该“依法行政”的概念。
    还有一次，秦国爆发大饥荒。这个饥荒实在闹得很厉害，以至于范雎连这样的主意都想出来了：“我们的国家动植物园（五苑）里，蔬菜、橡子、枣栗，足以救活民众，请开放五苑，任凭老百姓来采吧。”
    但是秦昭王摇摇头说：“我们秦国以法家治国，我们有一条基本法令是，无功不赏。今天散发五苑蔬果，是无功与有功俱赏，这是乱法之道啊。法乱了，国家也就亡了。我们宁可想别的办法。” 
    范雎嘿然而退。这个事件说明范雎对秦国的法家国策不甚了了，对秦昭王的思想没有充分把握，君臣之间在国策上互相着差距和隔膜。
    秦昭王的话，再次强调了法家政府“依法行政”的概念。而范雎则带有一定的儒家仁政的观点。但是法家认为，“仁”，导致该惩罚的不惩罚，不该奖赏的也奖赏，于是——“仁是乱法”。
    秦昭王刻苦实践着先贤商鞅的以法治吏、以法治民的原则，以一丝不苟、毫不出入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国家，同时，他还遵循法家先贤的思想，实行着“功不覆过”的原则。也就是说，作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以前立过功，但是现在犯罪了，照样依法处置，根本不能将功抵罪。
    这就是为什么白起从前立了那么大功，但最后在邯郸大战中表现消极，秦昭王就依律处死了他。如果按将功抵罪的话，白起应当是可以免死的。但是秦国不搞这种政策。同样，范雎也为秦国立有翻天覆地的大功，最后因推荐郑安平、王稽失误而被杀。功不覆过！
    在秦国，做官不容易啊。你想稀里糊涂，鬼混就能待在官老爷的位子上，休想！ 
    在秦昭王晚年，六国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特别是邯郸大战以后，秦人暂时锋芒顿挫，魏、楚、韩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接着，战神白起、名相范雎相继被诛死，秦国自毁干城。但是，赵国没有充分利用这次反攻良机，而是很快卷入一场与北方国家的大规模内讧：燕赵两国之间爆发了鄗、代两次大战，动员兵力总和达七十万以上。
    燕赵都是地处河北省的国家，燕王喜是燕昭王的重孙，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新思想武装起自己的猪头。长平之战后不久，他的国际观察员“栗腹”从赵国跑回来了，说：“我奉大王您的命令，带着五百斤黄金慰问了刚刚脱离战争恐怖威胁的邯郸。呦，那里可真是一个人道主义危机重灾区啊。赵国的壮者都在长平死光光了，余下的孤儿还都是半熟少年，这正好适合我们去殴打它耶！”
    一句话触动了燕王喜的扩张野心。他立刻把从前大将乐毅的儿子乐间叫来，分析南下攻赵的可行性。不料乐间是个右派，说：“赵国是四战之国（赵国地处平坦的河北平原），为了防御四方侵逼，所以赵卒练得了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我们打不过的。” 
    燕王喜说：“寡人以两倍的兵力打他如何？就算赵兵都是好汉，双拳还难敌四脚啊。”
    乐间摇摇头。
    燕王喜说：“那我用三倍兵力！”
    乐间还是摇摇头。于是燕王喜把筹码加到了五倍兵力。这个燕王喜确实是个没事找抽型的领导，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跟齐王建等人一样，只有王号却没有谥号，这是亡国之君的特征（死后就没有人给他议谥号了，就像后主刘禅一样，只被称为燕国前领导人喜）。这个燕王喜还有一个宝贝儿子，就是太子丹，爷俩脾气相同，都是没事找抽型的。
    燕王喜看乐间只会拔浪鼓似地摇脑袋，气得咬牙切齿，立刻派出倾国兵马六十万，战车两千乘，以三分之二主力南下，直压赵城邯郸，以余下三分之一北上，分攻赵国北地代郡。大夫将渠揪着燕王喜的BP机链子——黄金大印的印纽上的带子，一头拴在腰上的——带着哭腔说：“大王不要去啊。不要用这印章签发命令啊。您刚给人家送了五百斤黄金缔结盟约，永结友好，转眼又翻脸无情，这不是高贵的行为，属于没事找抽。”燕王喜更为光火，一脚把他踢开。
    将渠倒地垂泪说：“我这不是为自己，是为大王打算呀！”
    公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