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

脑袋，硬硬地还在，欢天喜地地回家，漫卷诗书喜欲狂地收拾东西去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范雎想退出江湖，躲避是非，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得出。按湖北出土的秦竹简《编年记》记载，范雎还是在同年（公元前255年）死掉了。秦简上说：“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
    秦昭王是不是听了旁人的闲言，或者扛不住舆论的压力，于是追上去，在路上或者乡下的隐居处，赐范雎毒药而死，具体就不得而知了。但范雎确定是死了，而且他的死，显然是受王稽叛国案牵连的，不然不至于把这两人的名字并称写死在一起。
    蔡泽先生二三事:
    “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就。”这大约就是蔡泽的道理，也是道家的道理。商鞅、吴起、文种、白起，都是因为作不到这一点而死的。而范蠡、曾国藩之徒，则激流勇退，侥幸避开了祸。范雎，则醒悟的偏晚，也还是掉了脑袋。
    蔡泽，可谓明晰天下形式，善于把握机会，一言而折服范雎，勇夺大秦国相位。范雎推荐他见秦昭王，俩人一席长谈，秦昭王大悦之，拜为客卿，不久提拔为相国。这在秦国历史上，是提拔速度最快的。从前的张仪、商鞅、范雎等布衣相国，都是经过了若干年的考察立功之后，才逐步提升为执政相国的。蔡泽提拔得这么快，跟秦昭王晚年一贯行事急躁，有关系的。
    （顺便澄清一句，一般人都以为，在先秦时代，想当官特容易，会摇舌乱说，说对了，一下子就得到高官厚爵。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春秋时代，官场都是贵族世家霸占着，布衣根本没戏。孔子那么能说，也没说成什么官做。在战国时代，士人确实可以凭着自荐而当官。当不管自荐面试时多么能说，起步给的官都不大，不过是顾问一类的职务。张仪、商鞅、范雎这些典型的靠“说”而当上官的人，都是从小官和虚衔的客卿起步，后来不断立功，给秦国争城夺地，积累功劳，才逐渐位至封君将相的。在战国历史上，全靠说，一席话就能当上相国这样的大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蔡泽）。
    但事实证明，过于草率地急速提拔蔡泽，对蔡泽本人和对秦国都是不利的。秦国是个“计功授官”的国家（以前不管张仪商鞅范雎，都是经过若干年的考查立功积功之后，才逐步提升为相国的），蔡泽无功受禄，舆论不服。于是蔡泽根本调动不了自己的属员和朝内大臣，大臣们纷纷运动，想把他捣下去。蔡泽成了瘸脚的鸭子，只好在数月以后，主动辞交了相印。
    后来，蔡泽逗留在秦国，伺机建点儿功业。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终于出使燕国，吓唬燕国人一番，把燕太子丹调到了秦国来作人质，算是为秦国谋得了燕国这个盟国，有助于执行了远交近攻的路线。大约蔡泽因为这些“功劳”，总不至于继续饿着肚子、丢了釜，作流亡无产者了。他因功被封为了“纲成君”。
    名列封君，也是封侯了。
    不管怎么样，范雎、蔡泽，两个出身低微的布衣，刚出道时饱受困苦磨难，却终能怀金结紫，揖让人主之前，名动诸侯海内，颇有一番造就，岂不伟哉。按司马迁所说，这也是受了当初困厄的福，被困厄所激励啊。这是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落魄小青年来学习的。
    而秦国这种“走马灯”式地更换相国人选，又是一种政治清明的进步表现，跟现代社会上的内阁总理更换制，颇有形似，它是“职业官僚政治”的特点和优点。这种机制，保证了秦国的胜利。而六国则是贵族大爷们世世代代垄断朝廷，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秦国日益富强，不亦宜乎。
    岁月苍茫一片，奔涌滚滚。当成败荣辱和功臣头颅，都为时间的长风吹去，一万年后的我们，大约得到的就是这些教益吧。
    范雎与秦昭王的友谊，是弥久而且深长的。俩人当初见面时，一见如故，曾经共同把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坐穿，苦心策划着对付魏冉的“太后党”势力，终于帮助秦昭王摆脱了“窗边族”的悲哀地位。范雎是继商鞅之后，为秦国屏除贵族势力干扰，深化法家改革的又一人，功莫大焉。但是，范雎个人气量狭小，在白起事件、郑安平、王稽事件上立场选择不当，颇多牵连，终于贻害了一世的英名，亦是白璧之瑕。他对郑安平、王稽，荐人不当，为秦国带来较大损失。秦昭王迫于舆论压力和法令的公平完整，最终把范雎正法，大约也与挥泪斩马谡相似。 
    秦昭王晚年久围邯郸不下，而白起又消极怠工，郑安平、王稽变节投敌，终于使老秦不能得志于邯郸，以至于遗丧了一气吞并六国的战略优势，六国的统一被再次推延三十年。这里秦昭王的颓丧和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于是，白起和范雎这两个责任人，终于都没得好下场。我想，秦昭王在举起屠刀，杀白起、范雎之时，一定万念俱焚，心潮澎湃，好比一个破了产的奶牛公司老板，气急败坏之下，屠杀了自己所有的老奶牛。
    秦昭王是个伟大的君主，中国的统一，三分之二都靠他。他在位五十六年，把南边的楚、东边的齐，北边的赵这三个强国，给彻底打残废了，使得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易如反掌。事实上，如果邯郸大战胜利的话，秦昭王就有可能一举灭赵，继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