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鳄鱼战争

以免这帮人平地坐大，又成为赵、魏、韩这样的新豪族。
    正是因为赵、魏、韩威逼了晋国君，他们从晋国君大权旁落上总结了教训——听凭大家族坐大，没有从土地上根除大家族坐大的和经济基础，说白了就是分封制的弊端。所以他们自己的地盘势力上，开始有意识地遏制分封。
    李悝的变法适应了这种需要，他把封邑改为郡县，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用招募来的官僚做郡县的长官，而不是把一个封邑永久地交给哪个家族。这种招募来的官僚我们叫他职业官僚，一份任免通知就可以摆布这些职业官僚。同时李悝用法律控制这些官僚（也就是《法经》），而不是再借助从前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这就是他叫做法家的原因，是指他们以法来治理官僚——其实并不是普法宣传，针对平民搞刑罚的意思。
    李悝革除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的世袭大家族分子们的命。这些被他骂为“淫民”的分封制下的大家族之人们全部被停发工资（禄），省出的钱用以招来四方之士。职业官僚制度取代了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这一点是魏文侯最喜欢的，因为可以帮助他加强自己的君主权，减少下面人势力坐大，而且集中自己地盘上的人力物力归自己直辖，不再通过分封转折稀释出去。
    职业官僚体系的出现，可以强化王权，加强凝聚国力，还使得布衣可以通过才干和军功进入官僚队伍，从而打破了过去大家族宗族成员垄断政坛的局面。布衣从政的大门打开了。
    李悝堪称影响未来中国2000年社会政治结构的第一人，由于魏文侯笼络住了这么个大贤，魏氏很快通过改革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的首强。（秦国这时候还不强，它依旧是远在西垂的抱残守缺的土包子国家，连货币都没有呢，保持人殉的陋习）。
    李悝的法变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29岁的年轻人，留着一撇轻胡子，从远东来到了魏氏的安邑。他骨骼肃穆，神色超远，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宫殿区还是那么壁垒森严，但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交易区却熙熙攘攘。“鬻金者”、“沽酒者”、“卖履者”、“卖骏马者”、“贩茅者”，“卖卜屠狗者”，都在这里谋生活。市场的喧嚣与城堡的肃杀相映成趣。
    这个生逢其时的年轻人拿着自己的名策和毕业证书，径直投向魏文侯的府邸。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那个被尉缭子设问为——“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 曰：吴起也。” 
    吴起，卫国人。
    卫国这种三流小国，夹缝中生存，受狄人打击，被迫舍弃朝歌、邯郸这些大邑东迁，向齐国看齐，最终定都濮阳（河南省东北部）。濮阳可是人杰地灵之处，商鞅、张仪、吕不韦都是这儿的人，后来还有僧一行，南霁云（南八），以及传说中的造字家仓颉等等。当然还有接受了三陪女的性按摩而不见效果，“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先生（前一时间被凭为“中国古代十大杰出青年”）。
    但吴起没有这么杰出，年轻的吴起是个游仕求索，出头无路的家伙。他的老家也不在濮阳，而要从濮阳西南行200里，进入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的聚集地，范蠡就在这里）。
    吴起的爹爹也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金”，有钱。当商人当牛了，就要想着运动王侯，作磨着当官了。吴起就是在这样的家教中长大的，他的政治面貌属于布衣。他按照父母意愿，把爹的存款拿出来，到处托关系，想当官，以光大门庭。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
    （所谓布衣，不是棉花做的衣服，那时候棉花还没有引进中国，布衣多是麻布的，而且不经染色。老百姓只能传布衣。有身份的人，比如世家大族的，当官的，则穿丝衣。脱下布衣，穿上彩色的丝绸衣服像一只花蝴蝶，到处乱飞，这是当时每一个布衣的梦想。）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妹妹在家给吴起织带子，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要求她拆了重织，妻子点头答应。
    织完吴起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妻子赶紧解释：“经线事先已经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吴起说：“没法改，你答应干吗？”吴起不能原谅妻子言行不一的不诚实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大约当时的布和钱币一样，可以作为交易凭证来流通，如果织布织得尺寸不够政府规定的幅宽，会扰乱货币市场，所以布要达到一定标准宽度）。
    妻子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出面求情，她兄长却回答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法家的信徒，法无私情，包括要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实行，然后再推广。所以，你不要再指望着能给他当老婆了。” 
    妻子不信，又让自己的弟弟去托卫国国君说辞，终于还是不行。这个故事想表达的是法家的“法行所爱，不避亲贵”的思想，和后来商鞅惩罚秦太子驷是出于同样的原则——要敢于从自己心爱的人身上（如果他/她违了法）动真格的，法令才会得到真正落实。而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