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

整个魏邑都是他的；把耿国则封给了他的驾驶员赵夙——赵衰的爷爷，成为煊赫的赵氏。（楚国略微与此不同，新占土地城邑改制为县归楚王直辖）。
    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对封邑有绝对的私有权，掌握封邑上的军队和经济收入，譬如鄢陵之战栾书、范氏就是带着自己家族封邑上的军队配合国君出征的。
    在这种分封制下，国君只在名义上是晋国土地的所有者，而各大家族则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国君一族与卿大夫家族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土地人口，联手共处，所以这是一种“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在这种政治下，国君也必须对卿大夫留面子，有所谓“刑不上大夫”。（后来到了皇权社会，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不再怕什么别的家族了，所以“刑不上大夫”的话也就很少提了，还动不动就在朝堂上用板子打大臣屁股子，以示羞辱。）
    分封制下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好处是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独裁，算是一种贵族民主政治。卿大夫家族自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塑养了卿大夫们的独立人格和高贵尊严，这与后代皇权专制下，整个帝国一草一木包括臣子官僚都是皇帝的私有品，有显著的不同，也形成了古代卿大夫与后代臣子官僚们在气质风尚、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上的天地差别。春秋时代之所以那么让人振奋留恋，就是有这些古卿大夫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演出的那么多慨而慷的感人故事，主要是这些卿大夫贵族在表演。这是一种贵族时代，饱含着青铜的质朴光泽。而后代皇帝，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材，一个田舍朗能够暮登天子堂，其实并没有民主，因为他选拔的还是他的一家专制体系下的办事员而已，他们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是不能在气质和行为原则、风尚高度上相提并论的。一句话，卿大夫可爱，郡县官僚们多数可恶、可厌、可耻。
    卿大夫较少奴才行，更多独立人格，这是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看，但换一个角度看，从国君的角度看，他就不那么爽了。我们说了，卿大夫的土地封邑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有功于国家，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国君赏赐给他的；或者是卿大夫之间当人情相互赠送，要么相互抢的；以及由于铁农具的逐渐使用，荒地不断开辟，而得到的。这三类土地，攥在“三郤”之类的私人手里，长期不需要向国家交税，自然搞得比国君还肥，甚至足以干预朝政，左右君王。于是，卿大夫家族的势力都在上升。
    鉴于这种情况，晋国、齐国和鲁国，纷纷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承认卿大夫家族私有土地合法，但是——私有土地必须按亩纳税！每亩十分之一的粮食要上缴国君！（所谓“初税亩”，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样，卿大夫家把白花花的粮食交给国君，国库充实了，卿大夫的嘴咧成了歪瓢。卿大夫跟国君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变得冰火不容起来，于是出现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一班窥伺国君的白眼儿狼。“三郤”也可入选白眼狼系列，以及从前被灭的“赵氏”。
    “白眼儿狼”比较得人心，因为他们知道笼络人心，他们在自己的封邑内经营有方，而且不需要承担太多国家义务，他们的财富便积累的越来越大。有了财富以后，他们还施惠于民，与国君争夺民心，譬如齐国的田氏就赔本赚吆喝，把自己的鱼盐木材便宜卖给平民百姓。经过这样的势力和人心的积累，最终几代人之后他们便有能力让国君下课，白眼儿狼们上去轮流坐桩——这就是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及鲁国三桓的三分公室。国君要么下课，要么靠边站，有的还被驱逐，国内长期无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最后堕落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这是孔子所最讨厌的，但也是春秋时代两三百年社会趋势的现实，是分封制走势的必然。
    但是，豁出命去给国君卖力气的死脑筋也不绝于史，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孔子，就是动辄“先王、贤圣”的保皇派，骨子里流淌着传统礼教和等级制度的血。孔子一辈子就在骂街：“礼崩乐坏”啦，“政出私门”啦。
    同时期，郑国的子产则是中间派。一方面，他是绞尽脑汁的收税者，替国君敛财，所以大伙都特恨他，作诗咒他死（他爹就因为做得太过，被卿大夫联手杀了）。另一方面，子产也替卿大夫家族厘定土地，认可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大伙不理解，也不相信。子产坚持收税，坚持厘定土地。逐渐，国库充实了，卿大夫家族间的土地纠纷案和互相械斗也减少了，国人开始享受公益福利（有人来家门口收垃圾了），大家这才开始作诗祝愿子产长寿。
    这时候需要说说希腊，我们同一块大陆西端的希腊文明，刚好和此时的春秋时代比肩接踵。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都是寡民小国，每个只有几平方公里，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都象我们的诸侯国。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是老大，文明璀璨，相当于晋国；而刻苦骁勇的斯巴达人则相当于楚国人。希腊的历史就是雅典和斯巴达斗争的历史。
    中国发生“初税亩”改革的时候，即公元前594年，雅典也在发生“梭伦改革”。平民选出的执政官梭伦限制谷物出口，降低粮食价格，改善雅典居民菜篮子，还建立“四百人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