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更相信的《尚书》的版本：
    根据《尚书》记载，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往往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他不惜代价，四方延请能人，于是国力日强。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而畏惧它的力量，小国则被它拉拢，感怀它恩德。于是大国小国都只好服从它。——总之行仁义是有的，但不是针对自己的民众，而是对外面的小国，那就是一种政治外交手腕，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他是靠着吸引人才等综合手段而走向强大，成了诸侯的王。这是比《史记》更古老的《尚书》的记载。
    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内政外交多方面的优化手段，而不是行仁义。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事实上，以及“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
    按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真别说，到了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大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这个一路杀人如麻的大清朝是因为行仁义，而得了天下！历史的美化前后如出一辙。
    之所以美化西伯的仁爱形象，夸大仁爱的效力，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春秋战国的学者，想把本朝开国之君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但是，硬说学者们给周政府溜须拍马，这也有点冤枉了他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满有骨气的。实际上，春秋战国学者非要把周文王说成仁义，更是出于另外一个隐衷。是这样的，儒家的人喜欢推崇仁政，以孟子为代表。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政要强。但是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他们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于是，就又赶紧去包装周文王怎么行仁义。这就客观上却对历史起了扭曲虚饰作用，误导了后人。周文王从此在中国史书上，就成了一个纯的大善人形象。
    经过上面的种种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西伯积善累德行，所以诸侯都听他的了······
    实际上崇侯虎实际说的应该是：西伯通过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治改革和结盟扩张的军事政治行动，终于悍然成为了西方一霸，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当然，经过历史的尘风吹动和一代代学者的增饰美化，这种说法在史书已经永远找不到了。
    据《淮南子》，崇侯虎在汇报完西伯的情况之后，结尾时说：“臣以为，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就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周文王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释放了周文王。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独自处理西部诸侯，当西方的老大。好像纣王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也实在是个太弱而糊涂的君王了，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有力方国，轻易把他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他也不会有屡次平定东夷的成就了。司马迁这么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和捍卫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
    事实上，纣王听了崇侯虎的汇报，知道周文王在西部咄咄逼人以后，是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是杀死了他，并不曾放虎归山。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在岐山大本营称王以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表现的非常好战。首先他伐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攻破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应该叫他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力向东。（跟努尔哈赤先行统一东北的路数一样）。
    周文王对其附近诸侯的一系列攻伐行动，才是周边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行仁义使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得它成为了陕西“关中”西部地区的霸主。（所谓“关中”，就是陕西省四周被群山包裹，只有四个方向有关口可以进出，故称“关中平原”。）
    周文王为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很快又组织了对陕西关中腹心地区的诸侯崇侯虎的征伐。
    崇侯虎是崇国诸侯领导人，崇国位于今西安市以南的户县地区，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