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们，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周人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定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并不单从纣王时期才开始的，一贯是有这样的历史风气（商朝的酒现在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简单化了。譬如说，假定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跟社会机制中的固有矛盾导致的贫富分化有关系，还跟社会文化和流行价值观有关，不单纣王一个相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邱吉尔也是个酗酒徒，但是因为他是时势造就的胜利者，就没有人说他了。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为数极少，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这个社稷的根本矛盾实在是闹的无法药救，才最终选择与它共亡。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忙。周国是个起自西方的撮而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也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的那些学者们。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学说，到处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学说，或者同别人争鸣。他们在阐述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喜欢举例子，比如《韩非子》一书为了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这一句话，就紧接着举了七八个名人的故事作为例证。举例子的时候又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这样就振振有辞、生动丰满，更容易打动诸侯了。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他们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他们干过的事就作为正面例子用，有些他们没干的事，也可以编一些说是他们干的（当然是好事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坏极坏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的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