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大周天子（公元前1046—前771年）
因为是失败者，他们干的事，就成了坏典型，有些他们没干过的事，也给他们编上，作为坏例子说。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于是，一说圣贤之道理，就立刻拿尧舜周文王举例子，一说坏典型，就言必及桀纣。
这些人“争鸣”争得狠了，不但会把历史人物夸大走极端，甚至不惜伪造一些事情。譬如孟子就瞎说了很多商汤的仁义，说商汤仁义得到了向东打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怎么不打我们啊，向西打，东边又抱怨，怎么不来先征伐我们啊。这谁信啊，这是他伪造的。他为了说明仁义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论点，就拿商汤举例子，说商汤能胜利，最后成了胜利者，就是因为商汤仁义——于是就要伪造商汤的仁义以及商汤仁义的功效，混不管到底历史上商汤是不是这样。你看，他们就不可能伪造夏桀仁义，否则就没法证明仁义能战胜天下的这个论点了，即便夏桀是仁义的，也不能这么说他。而墨子先生为了讲“尚贤”（推崇贤人，让贤人领导社会），竟又不惜在尧舜禹之间弄出一种“禅让”作为前例来。
这种编排古代名人来说理的事，学者子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了，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都不愿意处在末世和颓势上，否则以后的人说到一些恶和坏的东西，就一定会涂抹了你来充例子的！
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末代帝王是坏人而导致了夏商亡国，而是夏商亡国导致末代皇帝成了坏人。
其实，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长期因素在起作用的（在好几代前根子就开始烂了，比如汉朝），不能完全归结为末帝本人如何。崇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不也亡了吗？清朝的灭亡又岂在末帝身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再往后一点分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自己放屁却瞅别人！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
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危害的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遗憾的是，韩非子的故事真假我们不论，但他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家族统治的固有危机、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肤浅的、片面的、也无道理的。
时光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首创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一帮男女在里边裸奔。（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未必就是淫荡，这是古代“欢乐谷”的遗俗，为了解决社会上未婚男女的性问题，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淫荡。）
不管怎么样，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时间到了西汉，史学家刘向先生也不甘寂寞，首次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汉书》作者班固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时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