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保证不会出问题。”
斯皮尔伯格被克劳馥折腾得一身冷汗。巴瑞·舒力文看到他气得脸色发白，便
把他叫到—边劝他说：“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千万别用这种事烦扰自己。”
斯皮尔伯格清楚，他除了接受克劳馥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他在舒力文的建议下印了一大堆台词卡，使克劳馥透过蒙眼绷带足以看清楚它们，
以防她忘词用。斯皮尔伯格还同意重拍她要求的每一个镜头，因为他知道拒绝她的
要求会在剧组人员面前引发一种灾难性的对抗局面。
随着克劳馥把她的年轻导演完全置于她的控制之下，她开始放松了，她既给了
斯皮尔伯格一副“手铐”，又给了他一瓶“香水”。她的成功表现在斯皮尔伯格自
愿每天早晨都将一个插着玫瑰花的百事可乐瓶放进她的化妆室。作为百事可乐忠实
的顾客，克劳馥说，她每演一次激情戏都要喝一整瓶百事可乐，这表明她对自己的
表演心满意足。当斯皮尔伯格告诉她自己不知该如何让自己进发激情时，她教给他。
赢得这位明星好感的日期被拖延了。在拍摄工作该结束时，还有两天的内容投
拍完。最后一天，塞克海姆加入进来，导完了最后的部分。几天后，斯皮尔伯格把
他租剪的样片给塞克海姆看。这位制片人与斯皮尔伯格一同坐在剪辑室里，每当看
到超出规范的新镇头，嘴里就发出轻微的嘘嘘声。
“我们得给你的片子动个大手术。”塞克海姆最后说。
“他加入进来了，”斯皮尔伯格说，“并把那些按我的思路拍的东西换上了他
的思路。”
疲惫和沮丧导致了一个极端的决定。“我处在失望和麻木的状态中，”斯皮尔
伯格回忆说，“我从这次拍摄中学了很多东西，可我却故意说：‘噢，我不想让这
些胶片再压着我的后背了。我要进行下一个项目。’我找到西德尼·辛伯格说，‘
我再也不干电视剧了，太难了，我辞职。’”
辛伯格明智地拒绝了他的辞职，只是给他提供了一年的长假。“这样我的工资
就暂时不发了，我回了家，搞了一年写作，这年我所做曲事只是写。”
斯皮尔伯格离开环球公司后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头扎进私下拍片的行列，许多南
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们正在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树名。“我想拿用16毫米机器拍的片子
加入这个行列，但我不能真正介入进去，因为我甚至拿不出100美元来投资一部片
子。”
为电视台拍片的工作，使斯皮尔伯格与环球公司的人建立了一些有益的联系。
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就是其中一位。斯皮尔伯格很欣赏他为威廉·福克纳的影片
《河流》(The Reivers)谱的歌曲，它交织了民间风格和热情奔放的情绪。这支曲
子是美国传统风格和欧洲风格相结合的产物，就像是“艾伦·科波兰德和德彪西作
品的结合体。”斯皮尔伯格说，这表明威廉姆斯与他有着同样的品味。
斯皮尔伯格认识的另一位，是克里夫·罗伯特森，他像斯皮尔伯格一样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电视节目牺牲品。这位满脸稚气的演员曾主演过《骗子》(The Hustler)、
和《葡萄酒和玫瑰的口子》(Days of Wine and Roses)，但毫无影响，不过后来，
当纽曼和杰克·莱蒙先后将这两部片子搬上银幕后，它们的效果却不同凡响。在他
出演根据丹尼尔·凯斯的小说《鲜花送给阿尔格纳》改编的电视剧《查利·高顿的
两个世界》(The Two Worlds of Charlie Gardon)时，罗伯特森意识到了自己出名
的可能性，并开始积极争取演电影的权利。这是关于一个智力低下的人通过一种试
验性的外科手术而变成了一个聪明人的故事。罗伯特森把它改编为一个名为《查理》
(Charly)的电影剧本。7年后，也就是1968年，他的先见之明得到了回报，他获得了
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罗伯特森是斯皮尔伯格离校后电话联系的第一个人。这位演员很喜欢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飞机，他在《查理》成功后又写了一部空战片的故事梗概，题目为《我
想，我击落了“红爵王”》(I Shot Down the Red Baron I Think)。该片准备起用
被另一个在爱尔兰的飞机迷收藏的一架罕见的早期飞机。罗伯特森的代理人大卫·
伯格曼把他这个创意以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希那拉马公司，但后来这件事由于钱
的原因陷入了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让罗伯特森愤怒的是，伯格曼居然站在希那拉
马公司一边。伯格曼他们逼着罗伯特森付给希那拉马公司2500美元‘如果有人打算
拍这片于的话，罗伯特森还得再付2500美元。罗伯特森发誓再也不跟他们这群人打
交道，他指责伯格曼不仅“强人所难”，而且还“加害于人”。
斯皮尔伯格看到了罗伯特森这个意外的灾难，他知道罗伯特森的兴趣在于那些
旧飞机，于是他送给罗伯特森一个关于二次大战中一个飞行员和他的儿子在20年代
初在美国各地作特技表演的故事，这是斯皮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