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编者按：本报副刊编辑室为给邓中夏同志写传记，曾在报上登载征集邓中夏同志史料的启事。启事登出以后，陆续收到一些同志写来的回忆片断和其他资料。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志提供资料，我们决定整理一部分回忆片断登表，秦德君同志写的这个回忆就是其中的一篇。
看到报上征集邓中夏同志史料的启事，使我回忆起中夏同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像我这样一个在青少年时代曾经身受过他的耳提面训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给予我的教育和培养。在今天的回忆中，缅怀先烈当年为了在黑暗的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坚决勇敢地领导群众。培养干部向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种伟大精神感染力量，一直鼓舞着我，督促着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
心里。
我在1921年春间，跟几位党的同志乘长江轮船到了上海。邓中夏同志到船上来接我们。那是他的名字还不叫“邓中夏”而叫“邓促懈”，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邓康”，邓中夏是以后才用的名字。他高高的身材，两边分的乌黑短发，他不太胖也不太瘦，雪白的衫衣，酱红色的领结，笔挺的咖啡色西装，横条花袜黑皮鞋，多么和祥健壮而又英俊啊！他那安祥的微笑给人以一种甜美的印象，也充分地表现出他为工人阶级谋解放的坚强信念。因为我是男孩子打扮，推的短发。他一见我就像看见他自己的孩子似的，很温暖地摸摸我的头顶，牵着我下趸船，叫我“小弟弟”。他们在上海逗留了个把星期，他们一面带着我游览风景名胜，如什么有名的公司的屋顶花园，虹口公园等地，一面秘密商谈他们的革命事业。有一次他们坐在兆丰公
园的草坪上，正在密谈的时候，我就爬到假山上去吃田鸡肉，不当心给骨头卡着了嗓子。邓中夏同志飞快地跑过来，很仔细地帮助我把骨头取了出来。
后来他们又带我到南京，约了很多人，仍然一面游览名胜古迹，一面分组秘密商谈革命事业。有一次他们坐在燕子矾的树林下正在密谈的时候，我又爬到江边的岩石上去眺望那起伏翻腾着的滚滚浪花，正当我眼花迷乱的时候，邓中夏同志轻轻地从背后把我扶下来，又是摸摸我的头顶，很温和地微笑着对我说：“小弟弟，别太顽皮了，一旦失脚落下水去就起不来了呀！”我本来一心要到苏联上学去的，那
年七月一号，邓中夏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领导主持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一届年会”的期间，他告诉我前一批到苏联去的青年们还被扣押在哈尔滨，叫我“别着急，有志者事竟成，要到苏联，迟早都可以去的”。
1922年春间，邓中夏同志原来打算把我先送到法国，然后再托人把我带到苏联。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到五月间，他们又带着我到西湖去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有一次，预定在湖心亭作会场，可是那天滂沱大雨，湖心亭的水涨到一片汪洋，我就抢先地把鞋袜脱下来，打起赤脚踩水过去了。邓中夏同志一贯的微笑变而为哈哈大笑地说：“还是强盗婆有办法！”他又摸摸我的头顶对我说：“小弟弟，强盗婆，你把头发留长些，将来可以化装，作冒险工作去。”那个七月，邓中夏同志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因为工作的方便，就把我带到南京去考大学。这是因为当时准备在学校里开展学生运动，必须在各大学里培养骨干。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掩护革命工作顺利的进行。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未成年而又没有正式上过中学的孩子，也便勉强地被送去上大学。在火车上我忽然考虑到我还没有上过正规大学。虽然曾经补习过英文、代数、三角、几何等等，但是已经荒疏了很多日子。这样地匆忙，又来不及预备，如何能够有把握考得上大学呢？我心里一急，就吃不下，也坐不宁，就在车上闹起病来了。忽然感觉到车厢挂在空中打转转，急得我满头大汗。邓中夏同志很像个善良的医生站在我的眼前，他把温柔的手来摸摸我的额头，把手巾来擦干我额头上的冷汗，又试探我的脉搏，给我喂凉开水，他从他自己的嘴里把香烟头往窗外一扔，坐下来剥水果给我吃，又安慰我说：“小弟弟，别担心，我有办法帮助你考上大学。”他这一说，倒把我一怔，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在心里想：你是个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领袖，还会做医生，又是个心理学家？又会帮助我考上大学？很可能你还是个万能博士吧？于是我好奇地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把邓中夏同志从头望至脚，又从脚望至头。他那庄严又健壮的身材，衫衣还是那么雪白白的，领结还是那个酱红色的，笔挺的四装已不是咖啡色而是浅灰色的了，还是横条花袜子，光亮的皮鞋已不是黑的而是黄的了。啊！这才使我到已经又是夏天来了。
在邓中夏同志的帮助下，我进了南京大学。那几年，他为工作奔忙于东西南北地。但他经常到南京来找我到台城、鸡鸣寺，或那清静而幽雅的梅庵去谈话。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梅庵”。它座落在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平房建筑物，有三间草房子，很精致。这里平常不大有人去，所以我们大多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