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都在这儿进行，邓中夏同志也常来这里谈工作或开会。他还经常检查我的学习，
指示我看那些书报和杂志，训练我如何工作。就在邓中夏同志的亲自培养下，这个时候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记得我的入党宣誓也就是在上面讲的梅庵进行的，那时只有邓中夏同志和我二人，他把誓词写在一张纸条上，让我当着他的面宣读给他听。誓词的原句，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记忆不起来了，但是誓词的最后一句话是“永不叛党”是我毕生忘记不了的。这些事情虽然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今天
回想起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正是因为邓中夏同志的亲切教诲和培养，像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孩子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才懂得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最壮丽、最伟大的事业，愿意为它的实现而付出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他的态度经常是很安祥而又轻松愉快地给人以甜美的微笑。到后来因为工人运动遭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严重打击，例如汉口的“二七”惨案，上海的“五卅”惨案，广东的省港罢工……他又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运动，更忙碌了，已不像从前那样的服装整齐，头发也蓬松着，已不是打着漂亮领结和穿着笔挺的西装了，而是不太整齐的普通学生服和工人服了。情绪也比从前紧张一些。他在工作繁忙的时候，还额外给钱叫我预备漂亮衣服和化装品，准备随时化装成阔小姐的姿态，送紧急要件到上海或其他的地方去。我为着节省，就到旧货摊上选择了一身很合体的漂亮衣裙，一双高跟皮鞋，还有一个美丽的皮包，一共只花了三块现洋。他看了皱着眉头很不放心地说：“莫非是害肺痨病死了的姑娘的东西？”这说明他已警惕到怕我传染到肺痨病。有一天他事先教我演习预防反动统治的恶狗——宪兵——的检查，我们就在黄昏的时候，到那没有人影而又幽静的梅庵大花厅里，把门关起来，他穿起学生服，假装神气十足的宪兵要检查我的样子。我也假装旅客在过关的时候，满不在乎，大大方方而且很主动地让他检查。直到把我教诲得能够做到宪兵自动地认为不必检查的时候为止，他才放心地让我去执行任务。
后来反动派的统治更加加紧了，反动督军齐燮元采用变本加厉的手段来摧残革命力量。在我们一块儿工作的同志中，有的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又因为其他原因暴露了身份，随时都有遭受反动军阀杀害的可能。邓中夏同志看到了这种情况，把我找到玄武湖边作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小弟弟，我是你的保护者，在这样恐怖的工作环境里很危险，你已不能够再活动下去了。我不愿意而且也不忍
心看着你给敌人抓去杀死，调你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去工作，好吧！”我回答他：“怕什么，阶级斗争，敌人当前，不是它死就是我死，一个人总要死一回，难道你就不怕危险么？”他听了我的回答之后，就低下头去凝望着那碧油油的湖水，很久都没有言语。然后，他又用手来把我蓬松的头发往后一抹，泪潸潸地斜着头仰天吐了一口长气，我不转眼地跟着他的动作望过去，从他那英明的大眼角里涌出了圆圆
滚滚的泪珠儿，从他那右鼻角下面的一颗肉痣上面流过，泪珠儿也碰开花了，然后又从他那聪慧而又刚毅的嘴唇边流进了他那没有钉好钮扣的工人服的领口里。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邓中夏同志不仅有着一颗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同时为了同志的安全，他又有着一颗对同志万分关注的仁慈的心。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分别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在邓中夏同志教育、培养、领导下好几年，因为那时我还年少无知，有许多事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更难有系统地叙述出他的伟大事迹来，衷心歉仄，莫可言宣。
原载《工人日报》195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