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判处死刑，只是因大军进军神速，切断了警察医院与他们总部的联系，死刑未能执行。
五、我们双双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成立
全国解放后，春涛和我都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的筹备委员，这筹备委员也就是即将召开的第一届政协的委员，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正在这万众欢腾之际，不幸我却遭到冤屈。从上海来电诬陷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出卖组织，我被立即撤销了第一届政协筹委资格。最初我们还不知道事出原因，春涛勇敢地据理力争，要求多方查询事变的原因后，方可做结论。遭此不白之冤，我痛不欲生。春涛和我并
肩战斗多年，他坚决信任我的气节，相信我决不会有此事，他鼓励我回上海去把事实搞清楚。面对忠实的战友如此信赖，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安慰。
1950年3月，我起程回到上海，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澄清了事实，否决了诬告，恢复了我的清白，调查的事实表明我在狱中表现是英勇的。正当进一步查问这横祸的来由时，突接上海统战部转来北京急电言春涛病重要我返回北京。恰如晴天霹雳，我等不及作完结论即匆匆赶回北京，见春涛已气息奄奄病卧在北京医院。
医生诊断春涛的病是膀胱癌，已到晚期，手术无效。
春涛的病早有端倪，时因开国之初，百废待举，春涛担任第一届政协的副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由于春涛工作勤奋，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又强，周恩来总理特别欣赏和信任他，诸般事务诸如起草和他工作有关的各种政令、政策、条例等文字工作，大都压在春涛肩上，他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由于任务很紧迫，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我常在深夜醒来，还看见他伏案疾书。那时春涛已有尿血的症状，我多次劝他去看病，他总说等忙过这一阵再说，而往往是忙完这一阵，下一阵的任务又来了。我去上海之后，没有人管他，他就更加不把疾病放在心上，还是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高烧才送往医院，诊出已是癌症晚期，虽经多方治疗，终已回天无术，于1950年6月30日3时，黯然长逝，舍我而去了。
春涛走了，他为新中国的奠基与创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死在他最后的战斗岗位上。诚如周恩来总理拉着我的手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他是累死的。”周总理为他主持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周总理亲笔为他题写了墓碑。在墓碑的上方，刻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春涛：在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来怀念你。我们共同奋斗所建立的新中国，如今是如此的繁荣昌盛，你应该无憾了吧！
1998年10月